《伤逝》是鲁迅创作的一篇具有无限可阐释潜质的作品。几十年来，研究界从多种角度进行了多侧面的探讨，取得了丰富可喜的成果。但对于《伤逝》这篇博大精深的优秀作品来说，仍然有许多研究领域尚未开垦，仅就其悲剧根源与思想主题这一焦点问题来看，也很有必要进行更深层的挖掘。本文采取文本比较的方式，试图为这一研究提供一个新视角。同时，以外证与内证相结合的方式，力求更准确地探求《伤逝》的核心意蕴与形上意义。与以往论者有所不同的是，本文认为子君与涓生爱情悲剧的根源除外部原因外，还在于主人公思想倾向的差异，这一差异体现着五四大时代思潮的不同着重点和脉流的差异；涓生并非鲁迅所要鞭挞的对象，而恰恰是他所崇尚的理想人格的化身；《伤逝》在表现个性主义的局限之外，着重体现了对个性主义的张扬与追求；《伤逝》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是渗透了象征主义的具有现实性与象征性双重功能的艺术作品。 本文的第一部分是以《寒夜》为参照揭示《伤逝》的思想内核，意在说明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源于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两条道路的不同选择。中国特定环境下的人道主义在封建伦理的渗透下极易被异化变质，成为消解个性的杀手。子君是被人道主义软刀子击中的牺牲品；阿随是以符号方式出现的具有极大隐蔽性与迷惑性的封建势力的象征；涓生是较《呐喊》、《彷徨》中其他反封建知识分子更清醒更坚韧的时代先行者。《伤逝》体现了鲁迅反封建思想在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两难困境中的超越与升华，揭示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反封建进程中的思想冲突和心灵痛苦。 本文第二部分是以《野草》为参照揭示《伤逝》的象征意义。意在说明《伤逝》是一部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高度融合的艺术作品。现实主义为作品提供了环境、人物性格和细节的真实性，象征主义拓展强化了作品的意象、审美境界和形上意义。《伤逝》中的“家”和“夜”象征着人类的生存困境；“爱”象征着人类精神追求中世俗的牵绊和情感的重负；“花与动物、“谈天、读书、散步与家务”象征了脱俗与世俗两种不同的人生选择；“子君”象征了一种虚无的存在，“涓生”象征着不可征服的生命，“走”是他的原型，是他反抗死亡与空虚，获得生命永恒意义与价值的方式，是被鲁迅所认同的包含着探索与追求等形上意义的行为趋向。鲁迅围绕“立人”思想，在《伤逝》中表现了民族信仰的重建和民族精神的再造意图；涓生这类意象的出现表明鲁迅的创作由病态人格的揭露跨向了理想人格的塑造的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