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世界经济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步伐,贸易格局的变化使得全球贸易对所有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贸易能促进国家采用环境友好的生产技术。通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些国家可以在更高的贸易开放水平上实现其生产过程的先进水平效率。因此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也成为全球决策者关注的一个主要问题。然而,贸易对环境是好是坏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关于这个两难问题,目前学术界有两大观点流派。一部分学者认为,贸易通过降低成本和有效的资源分配减少了环境退化。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贸易导致环境恶化。因此,关于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目前在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本文试图从全球的角度探讨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已有文献中采用了多种变量以代表环境空气质量,其中,关于碳排放水平和大气污染指标是测量环境空气质量的常用指标。因此基于已有文献,本研究采取了不同的变量作为环境空气质量与贸易的代表指标。为了研究贸易-环境关系,本文采用了贸易开放、增值贸易和自由贸易协定三种贸易测量指标。对于环境空气质量,本文采用了碳排放指标、大气污染指标如二氧化碳（CO2）、一氧化碳（CO）、氮氧化物（NOx）、硫氧化物（SOx）、一氧化二氮（NO2）、甲烷（CH4）、氨（NH3）和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以及贸易增加值视角下碳排放分解来体现了环境空气质量。本文旨在通过运用不同的理论模型和实证分析方法,探究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贸易-环境关系,从而扩展现有研究领域。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第一部分的主要工作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贸易与环境空气质量的关系进行探究。第二部分着重分析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第三部分则是关于贸易增加值视角下碳排放分解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主要贡献有三方面:第一,本文运用了由6个维度组成的平均治理综合指数（GI）来对一国制度进行衡量,这6个维度分别为话语权和问责制、政治稳定和无暴力及恐怖主义、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律法规和腐败控制。相比起单一指标,能够更全面体现一国的制度质量。第二,本文将全球价值链因素纳入考虑范围,从增加值贸易视角对贸易-环境关系进行研究。本文使用了2013年世界投入产出分类数据库（World Input-Output,WIOD）计算了39个国家在生产各个阶段的增加值贸易（VT）,从而探究增加值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影响。第三,利用投入产出（IO）框架将本国排放与外包排放进行划分,这有助于揭示一个国家如何在全球生产贸易下以双边方式向其他国家出口污染。因为每个国家的生产都是用来满足中间或最终消费的。本文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研究背景。首先,本文根据经济学理论和已有文献提出了研究问题。同时在回归分析前,本文使用了多种统计方法,如截面相关性检验、面板单位根检验和面板相关矩阵等。对于回归分析,我们采用了GMM分析方法,这在研究内生性问题方面非常必要。在第一章中本文对这些方法进行了讨论。第二章回顾了现有的关于贸易和环境关系的已有文献。首先,本章回顾了不同情景下的贸易与环境关系的文献,进而阐明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在研究贸易和环境关系中的重要性。在贸易与环境关系中,理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是十分必要的。EKC解释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理论关系。此外,还结合文献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的不同形状进行了讨论。这些相关文献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第三章主要是贸易与环境空气质量的现状分析。本章主要对样本国家的贸易及环境空气质量现状现状进行梳理及分析。同时本章还采用了计量分析方法以提取实证结果。第四章是本文第一章的实证内容,主要研究解决了贸易-环境关系和制度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本章不仅从国家从全球的角度对117个国家进行分析,同时还将样本国家划分为五个地区,即撒哈拉以南、欧洲、中东和北非、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来进行分区域研究,同时使用2002年-2012年的面板数据。关于内生性问题,本文将GMM一阶差分模型应用于贸易、环境变量的性质检验。同样,使用Dumitrescuor-Hurlin面板因果关系分析来确认所关注的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本章的实证结果证实,总体贸易对整个世界、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样本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有显著的优化作用。在进一步的评估中,我们纳入了具有机制贸易交互项、贸易规模效应和规模技术效应。估算结果表明,制度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持久因素。此外,我们在世界总样本及撒哈拉以南、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分组样本中发现了倒u型EKC的证据。相反,在中东和北非地区,倒u型EKC假说没有得到证实。同样,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也没有发现倒u型EKC假说的有力证据。第五章从全球价值链的角度介绍了增加值贸易（VT）的概念,探讨了贸易-环境的关系。增加贸易指标由世界投入产出分类数据库构建。由于缺乏数据,样本集减少到39个国家,涵盖1995年至2009年期间。此外,本文还列出八种不同的人均空气污染途径,分别为氨（NH3）、一氧化碳（CO）、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氮氧化物（NOx）、一氧化二氮（NO2）、硫氧化物（SOx）及非甲烷挥发性有机化合物（NMVOC）。实证分析得到了以下的结果:首先,发展增加值贸易的初级阶段对大气污染具有正向影响。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后期,贸易改善了环境质量,因为增加值贸易的二次方（VT2）对空气污染有负面影响。此外,结果表明贸易对一氧化碳（CO）空气污染的影响程度超过其他七种空气污染物。第三,在贸易-空气污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假设下,贸易与污染之间的非线性关系也在所有8个空气污染物指标中得到了验证。第六章重点研究了贸易增加值视角下碳排放分解及其影响因素。自由贸易协定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也对世界环境平衡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研究的目的是检验贸易对贸易协定保税国家的环境空气质量是好是坏。为了研究自由贸易协定对具体排放的影响,我们采用了引力模型。此外,为了计算双边二氧化碳排放量,我们采用了国与国之间的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多区域（国家）投入产出分析框架以Leontief（1939）的工作为基础。我们认为自贸协定对双边二氧化碳污染具有积极影响。在本实证研究中,发现FTA协议对本国/外包排放具有正向影响。然而,在一项基于收入的国家群体分析中,发现了有关自由贸易协定的混合证据。对高收入国家的分析表明,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高收入国家,而对于中上收入国家和中下收入国家,自由贸易协定不利于其环境。这些结果表明,由于宽松的环境标准,即使在自由贸易协定实施后,低收入国家的污染效应也更大。综上所述,通过使用不同的贸易和环境指标,研究得出结论,如果贸易能够获得先进的技术,并伴随着良好的制度,那么贸易就可以对环境有利。第七章简要论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包括理论依据、研究目的、理论框架和实现目标所采用的方法。此外,本章根据实证结果给出了政策建议。例如,国家需要采用更清洁的技术,因为创新技术能将减少排放强度的变化;贸易对环境空气质量的促进效应取决于制度的质量;碳税政策可以帮助控制碳污染等。同时,本章还讨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