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形势之下，毛泽东深深感到“和平演变”的危险，出于反修防修的考虑，他提出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历史命题。毛泽东的接班人思想对接班人的条件、标准和选拔培养接班人的方式方法及接班人的内涵做了初步界定。　　1964年6月，在十三陵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发出全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号召，并且具体提出了接班人的五项条件。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第一次公开毛泽东关于接班人的五项条件。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毛泽东认为: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关于接班人选拔和培养的具体途径，毛泽东认为接班人要经过政治运动和生产劳动的考察，让他们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阶级斗争风浪中接受考验;并在生产劳动中增强阶级斗争意识。干部参加劳动被视作反修防修和培养接班人的重要手段，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及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运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成了毛泽东培养接班人的初步尝试。毛泽东眼中的接班人是什么样的，他所界定的接班人的内涵是什么，从他的理论和实践来看，一是泛指“培养和造就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二是选拔培养毛泽东本人的接班人。“培养和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既包括对现有干部的培养改造，又包括对年轻一代的选拔培养教育。毛泽东本人接班人的变换更引人注目，从刘少奇、林彪到王洪文、华国锋，都是毛泽东个人指定的接班人，但都没有成功。　　总的来看，毛泽东提出接班人问题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积极影响，但由于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等方面欠缺，他培养接班人的理论和实践是不成功的。　　在粉碎“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刚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开始注意到了接班人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后，干部队伍的状况让邓小平感到焦急，他适时地提出选拔培养接班人问题并且在毛泽东接班人思想的基础上，对接班人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选拔接班人的途径方法和接班人的标准重新做了符合时代要求的诠释，从而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　　首先,针对干部队伍面临的严峻形势与党和国家肩负的新任务，邓小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强调了接班人问题的重要性和培养接班人的迫切性。他从党和国家长远利益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认为接班人问题是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千秋万代的事业”。邓小平不仅仅认识到了接班人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还对接班人的具体标准做了阐发。“四化”和德才兼备的标准是邓小平选拔培养接班人的主要取向。邓小平认为，选拔和培养接班人有了“四化”和德才兼备的标准还不够，关键是要善于以此为依据，通过各种途径和方法选拔培养使用接班人。为此，他提出具体的途径和方法并且做了实践。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暂设顾问委员会，实现新老合作交替，依靠群众路线，多选、广选、早选，转变观念，不拘一格选人才，集体交接班，改革党和国家干部人事制度等方式方法摆脱了毛泽东依靠政治运动选拔培养接班人的不适当做法。　　毛泽东和邓小平在考虑和提出接班人问题上存在诸多相同和相异之处，二人提出这一问题的时代背景上的差异决定了二人指导理论和实践方式以及对待接班人问题战略侧重点认识上的不同。　　就历史和时代因素而言，影响毛泽东思考和提出接班人问题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即中苏分裂和中国反苏联修正主义、国内自反右派以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不断升级和帝国主义加紧推行“和平演变。也正是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日渐升级并深深影响了毛泽东的接班人思想。邓小平思考和提出接班人问题的时代背景显然与毛泽东不可同日而语，但是考察邓小平的接班人思想同样离不开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影响邓小平接班人思想的因素至少有三个。即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平反冤假错案与解放干部和清除“三种人”的行动。　　从指导理论上来说，毛泽东提出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是在强烈的反修防修意识驱使下的一种行为，阶级斗争理论深深影响着他的接班人思想;而邓小平始终是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千秋大计来思考接班人问题的，经济改革理论是他提出接班人问题的动因。从对接班人战略地位的认识上来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来思考和提出这个问题的。毛泽东是基于反修防修的初衷才提出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培养接班人服从服务于他进行的阶级斗争;而邓小平主要是从事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败的战略高度看待接班人问题的。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培养接班人的实践上，尽管毛泽东也强调了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但他个人接班人的变换更引人注目，培养千百万的目标收效甚微。在对个人接班人的选拔培养上，他侧重的是个人指定;而邓小平尽管也强调成千上万的选，但他侧重的集体选拔培养，组成一个中央领导集体。　　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千秋大计，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从不同角度思考和提出了培养选拔接班人的时代命题，并且进行了几十年的实践。可以说，在毛泽东和邓小平培养选拔接班人的理论与实践中，既有惨痛的教训，又有成功的经验。首先，无产阶级接班人不是个人，而是一个群体。这就要求选接班人不能只选个人，要选择一个集体。其次，个人指定接班入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的做法，后患无穷;选拔培养接班人要靠集体的力量，走制度化、法制化的路子。再次，大批的培养接班人要走群众路线，但群众路线不等同于群众运动，靠政治运动选拔接班人在党执政后已不再适用，秩序和制度的力量应该为执政党所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