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一项关于社会整合模式的探索性研究。以安徽省淮北地区的F村为个案，运用田野调查方法和个案研究方法，并尝试采用社会学视角下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和理性选择理论工具，详细地考察了个案村建国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整合机制的变化轨迹。本文对于社会整合的运用是建立在洛克伍德“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概念的区分之上的，主要探讨行动者之间有序或冲突的状态，而对于社会整合的甄别则是从横向关联(村民之间)和纵向关联(村民与地方政府和精英之间)两个方面进行。　　本文的结论主要有二:其一是社会整合机制的变迁轨迹。社会整合并不是静态、一成不变的状态，而是在制度因素影响下不断进行调整的过程。建国以来以F村为代表的一类村庄(集体经济匮乏、社区记忆较弱)经历了从行政性社会整合(集体化时期)，到体制内精英主导下的社会整合(改革开放初期)，再到准契约型社会整合的过程(农村税费改革之后)。其二是社会整合机制变动的制度逻辑。同社会整合机制的变动相似，制度同样不是一成不变，行动者的行为不仅受原有制度所影响，并且重构着新的社会结构。社会整合机制所面临的制度背景可以进行宏观和微观之分，宏观上中央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制定不断调整与地方政府以及农民之间的关系(第五章)，从而影响到后者的行动选择。微观上，地方政府、精英群体和一般民众选择不同的理性状态和行为方式，地方政府遵循的是政治理性、精英群体遵循的是经济理性、一般民众遵循的是生存理性，三者重构了新的社会秩序。　　本文分为七章，基本框架是:　　第一章导言部分和文献评述部分。以两个具体的民间冲突案例为契机，探讨农村社会整合变动的新趋势，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乡村社会整合发生了什么变化？又是在什么样的制定背景下怎么样发生变化？文献评述部分共分为四个部分:首先，对社会整合的概念从经典理论、分类到实证研究进行分析，并在洛克伍德“社会整合”与“系统整合”区分基础上运用该概念，指出农村社会整合主要关注行动者之间有序或冲突的状态。其次，把社会整合的向度分为横向社会关联和纵向社会关联，并从这些维度对相关研究进行回顾，并把本文的后续研究同这四个维度对应。再次，以农村社区的研究为例，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变动的文献进行整理，划分为以下几类(总体性社会与后总体性社会;逆向软预算约束;倒逼与反倒逼之说;“从代理型政权经营者”到“谋利型政权经营者”;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最后，对小农的行动理论(剥削小农、生存小农、理性小农)进行梳理，并从中探讨农民在社会整合机制的建立过程中是如何行动的。　　第二章研究设计。在对三种主要整合理论思想(国家中心说、社会中心说、市场中心说)总结基础上，借鉴周雪光的中国制度变迁中政治和市场的“互动演变论”，提出用新制度主义理论(宏观)和理性选择理论(微观)来分析基层社会整合机制的变迁过程。　　第三章社区背景介绍。着重介绍以F村为代表的这一类村庄为什么会出现集体经济较弱、社区记忆较低的情况，并对F村的人口构成、经济状况、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初步描述。　　第四章采纳了政府政策文献分析法，对建国以来的中央相关政策文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从宏观上分析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居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轨迹。发现中央政府经历了从魅力型政府，到抽象型政府，再到行动型政府的转变，而地方政府相应的经历了从代理型政府，到行动型政府，再到悬浮型政府的转变。　　第五章从横向关联和基层社会整合出发，讨论建国以来在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农民行动者生存理性的变化，从建构多元化的社会整合网络，到市场化冲击下的“准契约型”整合的过程。　　第六章从纵向关联和基层社会整合出发，讨论建国以来在制度环境发生改变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精英群体是如何在基层社会整合中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的权威不断下降，同时，建立在体制资源基础上的精英群体地位不断衰落，最终导致精英主导型的社会整合机制瓦解。新生成的精英群体以经济精英为主，但较为分散，不能起到维系社会整合的目的，促使农村社会整合进一步向“准契约型”整合机制转变。　　第七章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