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乐”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显著的标志。先秦“诗乐舞”合一，春秋时期，礼乐制度瓦解，诗与乐舞分离，这个时候《诗》文本开始出现，《诗》在先秦文化依旧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诗》在汉代走向了经典化，成为神圣经典。本文以《诗》在汉代的经典化为研究对象，试图揭示这一经典化事件背后的权力运作：政治权力如何介入到经典生产之中去，汉代的统治者如何将一部古籍变成神圣经典。《诗》的经典化过程非常复杂，本文仅仅从物质基础、文化基础以及权力基础这三个最为主要的方面来展开论述。脱离了乐舞以文本形态出现的《诗》是其经典化的物质基础，同时物质文本也为阐释提供了一个平台；先秦以来的礼乐传统以及先秦诸子的说诗解诗实践是《诗》经典化的文化基础；在上述二者的基础上，权力依靠其强制力展开了运作。汉初尊黄老，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章帝时儒学真正成为国家统治的思想基础，儒家典籍正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中走向了经典化。汉代统治者还通过教育机构、考试制度、分享权力等方式控制了经典的阐释权力，《诗》正是在不断的阐释中强化了它的经典地位。《诗大序》中所规定的阐释和创作原则正是权力为学术以及文学所制定的标准，《诗大序》也成为千百年来中国古代正统文艺批评的纲领性文件。　　 论文主要包括导言、五个章节和结语。　　 导论主要介绍本课题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本课题的意义和价值，以及论文的篇章结构。第一章论述《诗》在汉代经典化的物质基础。主要论述《诗》从先秦“诗乐舞”合一的综合艺术发展为文字文本，这一文本化过程为阐释活动提供了一个物质空间和诠释空间，使得《诗》最终变为“经”成为可能。第二章主要论述《诗》经典化的文化基础，《诗》被选择为经典文本有其特有的文化基础，即从上古时期而至西周春秋战国以来的“诗乐”文化传统。这个传统一方面便于统治者依靠传统的力量实施文化控制，另一方面便于文本在传播过程中为人所接受。第三、四章主要是从权力的角度来分析《诗》经典化背后的权力运作。第三章主要分析了权力参与下的文化生产行为的等级秩序，这些等级秩序的设立有利于《诗》的经典化，并分析了文化生产行为等级秩序的确立与下述现象有关，即：(1)儒学地位的上升及其经典地位的确立；(2)学术与政治的结合；(3)位于文化等级最高层级的“经”与其他典籍的分离过程。第三章对“经”地位的确认更多是从舆论和理论上，第四章则主要从具体实践操作入手阐明汉代政权为包括诗经在内的儒家“五经”地位的确立采取哪些举措，即权力如何从制度和行为实践方面保证“经”处于文化等级秩序最高层级的位置上，这促成了《诗》经典化的最终形成。汉政府主要从三方面来保证“经”始终处于文化等级的最高层：(1)大规模的注经解经活动，政府鼓励经书的解释活动，甚至由皇帝出面主持学术会议；(2)设立经学博士，让少数优秀者以经学知识参与政治以此鼓励更多人投身经学的研习之中去；(3)经学研究趋于职业化和技术化，便于统治阶级依据一定标准选拔政府官员。　　 第五章乃是对《诗》的经典化及其权力运作的反思。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反思，认为：(1)《诗经》在汉代是作为学术而非文学来阐释，这造成了儒家文学具有学术化的倾向，从而遮蔽了《诗》三百的审美性和文学性。(2)在文学批评的层面，政教传统造成了批评视角的局限性；在文学创作的层面，形成了一定的局限性。本文最后在结语部分，把《诗》的经典化及其权力运作放在中国源远流长的诗教传统中进行描述，认为文学与权力的纠结在中国文化中一直绵绵不绝，它成为中国文化极具特色的一面，并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能让我们在微观层面上更好了解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政治参与文学的方式和基本特征，以及经典与权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