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是利用公共权力非法谋取私利的行为。在任何时期，反腐败都是国家管理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至今它已成为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　　在中国，共产党的党风建设与国家廉政建设虽然主体、对象和内容有所区别，但两者密切相关、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目的和结果相同。因此，可以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20世纪50年代的党风廉政建设问题就是一个非常具有研究价值的问题。目前尚未见到学术界系统研究这个问题的成果。　　研究这个问题的目的和意义主要是:更新管理观念，消除国家管理中的“二律背反”现象，提高管理效率;为执政党和政府制定更加科学、系统、有效的反腐败制度提供决策参考;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促进管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交叉融合;拓宽制度与组织管理的研究领域。　　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首先，分析50年代党风廉政建设的国际国内社会背景、基本路径和制度环境。其次，分析50年代党风廉政建设的绩效、曲折和原因。再次，总结50年代党风廉政建设的经验教训和当代世界其他国家廉政建设的主要经验。最后，分析中国现阶段的腐败状况和成因，探讨中国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出路。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50年代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内社会环境以及毛泽东等人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决定了那时党风廉政建设的路径选择和制度安排。毛泽东等人所选择的党风廉政建设路径是主观自觉与客观制约相结合。这个路径由三大措施构成，即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建立“非正式约束”，发动群众运动——建立“准正式约束”，初创民主法律制度——建立“正式约束”。　　50年代党风廉政建设的显著绩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发扬并开始被制度化。②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创造性政治举措，实现了执政为民的治国理念，赢得了人民的衷心拥护。③形成了清正廉洁的党风政风。④形成了良好的社会风尚。　　50年代的党风建设也出现过严重曲折。主要是: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标志着人民民主遭到破坏;错误批评反冒进，标志着党内个人专断取代了集体领导;“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轻率发动，标志着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遭到破坏;庐山会议上错误批判彭德怀等人，标志着党内民主遭到破坏。这些曲折严重削弱了社会信息反馈系统的功能，导致了社会信息反馈的严重失真，从而使党和国家的自我纠错机制被弱化。造成这些曲折的主要原因是:国际因素的影响、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意识形态领域批评目标的错位、制度安排的缺陷以及毛泽东的个人原因。　　50年代的党风廉政建设蕴含着丰富的经验。在治党治国的制度安排中，必须使经济建设和党风廉政建设协调运行，而不能顾此失彼。党风廉政建设必须以国家公职人员特别是各级官员为重点。思想道德教育必须从“实际的人”出发，建立在准确判断人的行为假设的基础上。群众运动的成本大于收益，不能再继续沿用。应该着重分析官僚主义和腐败的制度原因，而不能主要从思想方面找原因。反腐败的法律制度必须具有实施机制和可操作性。　　中国的廉政建设是世界各国反腐败浪潮的一部分。现代世界各国反腐败的模式主要有三种:政变、政治运动和制度。其他国家反腐败制度建设的主要成功经验是:①建立反腐败法律制度和专门机构。②建立规范公共权力运作的其他制度机制。③建立现代文官制度，注重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这些经验属于人类共同的政治文明成果，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　　我国现阶段仍然处在腐败的高发期。国内学术界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其原因，但对腐败的人性基础、制度条件和“成本收益”问题的分析还有待深入。自私自利是人性中最主要、最基本的倾向，这是腐败行为赖以发生的内在原因。掌握公关权利且缺乏有效的监督制约，是腐败发生发展的制度条件。对于一个理性的掌握公共权力的人来说，是否选择腐败取决于他对腐败活动的私人收益和私人成本的计算。对人性的判断决定着制度设计的取向，是我们建立反腐败制度体系的哲学基础。　　中国党风廉政建设的根本出路在于制度创新，包括非正式规则即思想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创新，社会宏观管理的制度结构创新，国家民主法律制度的创新，党内民主和监督制度的创新。在国家管理过程中，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都很重要，但前者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