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是一国经济转型中资源重新配置的集中表现，理清“三化”孰先孰后以及它们背后的决定因素，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有着深远的意义。　　本文将两部门的新古典模型引入对于“三化”关系的研究中，并在模型中加入了劳动力流动的成本，论证了居民的余粮率、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非农产业中的比重、以及农业资本投入对于城市化的影响机制。我们对中国时间序列数据进行检验，发现农业机械投入和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在非农产业中的比重与城镇人口比重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却是非农就业人数占比变化的格兰杰原因，这可能由于乡镇企业的影响。而基于跨国的面板数据的研究结果发现，在控制了谷物净进口之后，人均谷物产出的提高也对城市化率的提高的作用仍然为正，谷物净进口增加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具有显著的正相关作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比与农业机械使用量的上升，也对于城市化率的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为了推进“三化”同步，我国可以提高农业资本投入，在保持一定粮食自给率的前提下，扩大粮食贸易的开放程度，促进乡镇企业向城市的迁移与集聚，并提高投资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