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在近七十年的创作中不断反思人类生存问题,其小说具有强烈的伦理倾向,人物行为富有伦理意味。本研究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分析阿特伍德小说中的伦理错位与伦理选择。“伦理错位”指主体在进行伦理选择、伦理身份建构时面临的特殊处境。“伦理错位”产生于新旧伦理秩序的交替和不同空间所属的伦理秩序的比较中,影响着主体的伦理身份建构和伦理选择。主体在伦理错位中做出的伦理选择可能会有悖于占主导地位的伦理价值规范和伦理秩序的要求,甚至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作家的使命感使阿特伍德关注伦理错位,并通过小说创作表达对全球命运和人类现实处境、发展前景的忧虑,从而赋予其小说创作以重要的现实意义。为全面解读阿特伍德小说的伦理价值,本研究拟从性别伦理、族裔伦理、科技伦理和生态伦理四个层面入手,同时联系加拿大的历史文化与当代社会生活动态、文化思潮演变,结合叙事学研究、空间研究、创伤研究等批评理论和方法,围绕阿特伍德八部经典作品,讨论其中的伦理错位和主体的伦理选择,以推动对阿特伍德小说的艺术魅力和思想价值的深入研究。本文第一章“性别伦理错位与伦理选择”以《盲刺客》和《证言》两部小说为例,考察了新、旧性别伦理秩序的交替中产生的性别伦理错位及其对主体的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建构带来的影响。由于受到性别伦理错位的影响,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所做出的伦理选择往往会同真实的思想意愿不符,甚至有悖于当时主流性别伦理秩序的规范。阿特伍德相信文学可以成为联系不同个体、凝聚共同体内部的维系物。两部小说围绕女性写作构建了女性命运共同体,其中的不可靠叙述是叙述者回避本人道德瑕疵的途径,也是折衷的心理表露,反映了现实的性别伦理秩序对人物的成功规训,以及人物力图突破局限时的决心和压力。《盲刺客》中的主人公艾丽丝是家庭政治联姻的牺牲品。她在婚后不愿受传统性别伦理秩序的约束,坚持小说创作,还以亡妹劳拉的名义出版自己的作品。而晚年回忆录中围绕妹妹劳拉和情人亚历克斯生成的不可靠叙述,则曝光了艾丽丝曾触犯家庭伦理禁忌和政治伦理禁忌的事实。《证言》由三位叙述者的证词书写构成,以基列国极权统治下的女性灾难为书写内容,呈现历史上出现的在不平等性别伦理秩序支配下出现的各种暴行,警告世人过去的人类劫难有可能再度重来。叙述者回顾了她们反抗基列极权统治的伦理选择,而证词书写中的不可靠叙述也指向了她们在基列极权统治下所做出的牺牲和妥协。本文第二章“族裔伦理错位与伦理选择”以《人类以前的生活》、《别名格雷斯》两部小说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个体和群体在跨越空间的活动中面临的、与族裔问题相关的伦理错位与伦理选择。空间既是社会关系的表征,也是族裔伦理错位的表征。族裔伦理错位限制了在不同空间活动的个体和群体的伦理选择和伦理身份建构。本章选择的两部小说都是作者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兴起、衰落以及后多元文化主义时代到来的回应。阿特伍德在《人类以前的生活》中,以多伦多城市空间、博物馆工作空间和家宅空间作为人物的活动空间,描述个体和群体的伦理选择以及伦理身份建构,反映WASP价值体系对人群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表现族裔伦理问题的复杂性,预言七十年代推行的“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失败。同时,以家宅空间重塑人物的归属感,去抵抗现实主流秩序与潜在的WASP文化传统的威胁。二十世纪末出版的《别名格雷斯》,以回到过去重现“格雷斯·马克思杀人案”的叙事方式,重构了加拿大的国家身份形象,对加拿大同前宗主国英国的关系进行了反思。不仅如此,以爱尔兰移民格雷斯在移民船中面临的伦理冲突、在雇佣空间遭遇的伦理禁忌以及在全景敞视监狱的凝视控制下做出的伦理选择,去批判不平等的族裔伦理秩序,对历史上和现实中的移民和难民寄予了同情。在展现族裔伦理错位的空间表征时,阿特伍德将博物馆的农民画和格雷斯编织的被面,作为伊丽莎白和格雷斯超越族裔伦理局限、建构自我精神世界的媒介。本文第三章“科技伦理错位与伦理选择”以《羚羊与秧鸡》、《最后死亡的是心脏》两部小说为例,考察了阿特伍德在“推想小说”中呈现的传统伦理道德秩序与当下科技生活发展速度脱轨而导致的伦理错位与伦理选择。阿特伍德认为科技是工具,人类必须在适当的科技伦理的制约下使用它。她在小说中表达了对科学实验和已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的当代技术的焦虑,希望人类能够协调理性意志和自由意志,在科技伦理错位中做出正确的伦理选择。《羚羊与秧鸡》重新审视了科学家“秧鸡”研究喜福多药片以及基因编辑实验成果“秧鸡人”的意义,对“秧鸡”的伦理身份进行了考证,并对科学家群体由于缺乏正确的科技伦理引导而可能导致科研误区和人类灾难表示担忧。作为基因编辑实验的成果,“秧鸡人”是科学选择的结果,它承载了人类在科技的帮助下同生态共同体和谐共生的寓意。《最后死亡的是心脏》中的正电子双子城,是阿特伍德提出的“正反乌托邦”的空间象征,是科技伦理错位的具象化表达。城中秘密研发的可能性机器人挑战着人类现有的伦理秩序,制造伦理混乱。小说围绕20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化进行的怀旧书写旨在于科技伦理错位中进行伦理秩序建构。但是,双子城中的怀旧氛围同样是管理者奴役人群的手段。阿特伍德始终寄托人物在理性意志与自由意志的平衡中做出的伦理选择,寄希望于人性的良善。本文第四章“生态伦理错位与伦理选择”以《浮现》和《洪水之年》为研究对象,探究主体在处理同生态共同体关系时面临的伦理错位和伦理选择。生态伦理错位是由生态整体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矛盾引发的,它影响着主体的伦理选择。考察《浮现》和《洪水之年》两部小说,我们可以发现阿特伍德本人的生态伦理观念是由模糊走向清晰,从不确定转变为成熟。《浮现》通过叙述者的返乡寻父之旅,对持生态整体主义、逃避人类在生态共同体中应有的责任的个体和群体进行批判。叙述者对当下人类中心主义极端发展导致的生态危机做出了逃避性的伦理选择,同时在叙事中回避了自己触犯未婚先孕的伦理禁忌的往事。而父亲和男友的变形象征着去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践。最后叙述者独自留在林间湖区,回忆起堕胎的具体经历,重新生成对自己身体的责任,放弃去人类中心主义理念,摆正人与生态自然的关系。《洪水之年》支持环境正义运动,关注瑞恩等棕色地带底层人群的生活,重视人类在生态共同体中的主体地位。托比在进入“上帝的园丁”组织后,获得“干女巫”、“夏娃”的新的伦理身份,并通过“生成动物”打破人与动物的二元对立,践行人类主体地位,推动环境正义运动,最终帮助瑞恩营救遇难的阿曼达。小说对持生态整体主义,走向极端的绿色运动,也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本文结语部分是对整篇论文的总结,指出小说中的伦理错位凝聚了阿特伍德对现实中的人类的生存处境和命运前景的关注,以重现伦理共同体内个体的具体处境的方式,去推动伦理共同体的发展。阿特伍德致力于探索人类如何理智地规避灾难,顺应时代生活,同时主张艺术可以成为共同体内部的粘合剂。不可靠叙事、镜像人物和极端伦理环境的建构是阿特伍德在完成伦理错位的艺术建构时频繁使用的艺术形式。但是,阿特伍德的创作思想也存在局限性,因此需要辩证地认识其小说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