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虽不是一位专门的修辞学家，但他对修辞学一直表现出了极为热情的关注，在其著作中有许多关于修辞现象的论述，其中有关隐喻的阐述尤其丰富、深刻，形成了比较系统的隐喻理论。 本文首先讨论了钱钟书对英语中metaphor一词的译法，从而发现他对metaphor具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在他看来，狭义的隐喻就是比喻的一种类型，与明喻相对，而广义的隐喻则相当于汉语中的比喻。这一理解符合传统修辞学以及当代认知语言学关于隐喻的观点。 随后本文在认知隐喻理论的启发下，对钱钟书的隐喻理论从认知和修辞两个维度进行了研究，对其隐喻思想中与当代认知隐喻理论具有契合关系的方面进行了挖掘，对其隐喻思想中受传统修辞隐喻理论影响较大的方面也进行了重新阐释。 钱钟书隐喻理论的认知维度主要体现在：在维柯、费英格等人的隐喻理论的或间接、或直接的影响下，他认为隐喻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人们经由隐喻认识、探索未知世界。在此，本文首次揭示了费英格的《虚构哲学》中的隐喻思想对钱钟书的隐喻理论的直接影响。钱钟书还最早对汉语中的时间—空间隐喻进行了研究，认为时间概念必须借助空间概念来表达，从而形成时间—空间隐喻，并引用莱柯夫和约翰逊《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中的若干观点对时间—空间隐喻做出了解释、说明，这是国内学术界研读、引用这部认知隐喻学名著的最早记录。 钱钟书的修辞隐喻理论更自觉、系统，也更为人们所熟悉，因此，本文只着重阐述了他的修辞隐喻理论中贡献最大、成就最突出的几个方面：他区分了“《易》之象”与“《诗》之喻”(也就是哲学隐喻和诗学隐喻)，认为哲学隐喻的主要功能在于解释、说明，而诗学隐喻的主要功能是抒情；深入地阐述了关于隐喻的相似性的理论，认为本体和喻体之间的距离越大，相似性越隐秘，隐喻的效果越出色；提出了比喻的“两柄多边”说，区分了喻体的功能与性质；他还专门研究了隐喻的一些特殊的形式：他引进、介绍、运用了国外关于通感、曲喻的有关理论，并对博喻做了深入的研究。 总之，钱钟书的隐喻理论博大精深，自成体系，尤其是他的认知隐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把隐喻从传统修辞学的束缚下解脱出来，把它提升到思维工具、认知手段的地位上，突破了我国传统修辞隐喻理论的一些局限。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我国认知隐喻研究的滥觞，在我国修辞学史、语言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