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借鉴市场经济国家金融自由化过程中通常经历的繁荣——危机的循环及教训，按照“金融风险的一般理论分析——中国金融风险产生机制的特殊性分析——金融风险的防范”的逻辑思路，对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金融风险的产生机制与金融风险防范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　　全文除导论外，还包括三篇八章。导论部分对论文的研究意旨和理论背景作一交代，然后对本文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有关概念廓清、研究方法及创新之处与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等进行概括。第一篇包括第1-3章，主要进行金融风险产生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以为后面论述中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问题奠定理论基础。第二篇包括第4-6章，着重就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风险产生机制进行具体分析。第三篇包括第7-8章，主要就金融风险的化解、防范问题进行论述，并提出若干政策措施建议。　　第一章主要从宏观经济层面分析金融风险形成机制。市场经济（货币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特征就是其具有高度波动性和不稳定性，这是引发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在当代西方研究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有关理论中，以费雪、明斯基和金德尔伯格等为代表的从货币金融角度分析经济周期的理论颇为独特。他们从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本质——建立在资本主义再生产基础之上的“货币经济”——的认识出发，将货币供给和债务以及生产过程紧密联系起来，建立了债务——通货紧缩理论与“金融脆弱性假说”。在继承前人已有成果科学成分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吸收两种理论的优点，通过一种新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型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生成的一般规律，认为: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变量均为货币量值的加总，它决定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技术或者生产函数。经济运行态势取决于居民的资产选择和企业、商业银行等部门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内生货币供给下货币资金在整个经济中的流动以及企业资产值的变化，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由此是内生于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之中的。　　第二章主要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金融风险形成的微观机制。本章运用信息经济学已有的成果对金融风险生成机制进行分析，指出，在金融风险生成机制中，金融市场中微观参与者的行为总是扮演着极为重要角色。本章通过评介斯蒂格利茨和韦斯的信贷配给模型，指出在银行信贷活动中，由于借贷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了市场参与主体行为的扭曲，产生了交易前后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等行为异化问题，使银行难以高效率、低成本地对借款者进行筛选和监督，从而增加了银行风险。银行应对这种信贷风险的理性选择就是在外部金融环境变化时，实施信贷配给，这又加剧了宏观经济的波动性。不仅信贷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信用风险的增大与积聚，而且在存款市场上，由于存款人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也会引发银行挤兑问题，增大金融风险。因此，本章还借助于戴梦德和戴维格以及吉本斯的银行挤兑模型，对银行挤兑的产生机制作了清晰的论述，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性。　　第三章主要就金融开放条件下的金融风险产生机制展开分析。本章首先对目前理论界流行的两种货币危机起源理论，即危机究竟是由基本因素恶化引发的（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观点）还是在多重均衡条件下“自我实现”的（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主要观点），作了详尽的分析和比较，指出了其各自的实用性和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针对第一代危机模型不能很好地解释亚洲金融危机的弱点进行了适当修正，以阐明新形势下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并发的新特点。模型在承认基本经济因素是危机的主要原因的基础上，结合第一章阐述的观点指出基本经济因素的恶化不仅仅是由政府错误的宏观经济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赤字财政等）所外生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过度投资导致宏观经济变量变化所内生决定的，从而为金融开放条件下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产生机制提供了一个内生解释。　　从第四章开始，专门探讨了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体制性金融风险的产生机制。企业融资结构的变迁是中国经济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的融资结构不仅对企业的财务运作及投融资行为产生根本性影响，作为投融资体系的内生变量，它事实上也对金融体系的结构与效率产生了内在影响。因此，从企业融资结构角度出发为我们系统、全面地研究体制性金融风险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切入点。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本章以博弈论为分析工具，对中国经济转型时期金融风险的转嫁机制和累积过程进行了动态分析和阐释。在经济转型时期，由于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和金融决策主体的预算软约束，银行与企业间的博弈结果必然是国有企业的高负债和国有银行的巨额不良债权。同时，国有企业的过度负债与国有商业银行的巨额不良资产也已对中国社会的信用基础形成严重威胁，并成为危及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因素。　　第五章探讨了中国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市场内生性金融风险。首先，在回顾中国金融市场化进程的基础上，以货币化程度、财政赤字对中央银行的依赖、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的信贷结构、金融中介的效率、存贷利差、股票市场发展、开放经济中的金融发展等指标对中国金融市场化程度予以评估。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本章以第一章的宏观经济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问题。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呈现出相当明显的“金融主导型”的周期性波动特征，分析强调了货币金融因素作为资本累积过程的发动者、加强者和妨碍者，在经济周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　　第六章为此探讨了中国金融开放过程中的金融稳定性问题。本章从金融开放对银行特许权价值的影响角度入手分析银行风险的产生。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事实证明，金融开放对银行系统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其特许权价值大大降低，在金融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银行特许权价值的降低削弱了银行谨慎经营的动机，加大了银行失败的可能性。中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加入WTO以后，外资银行的进入都将对银行业的特许权价值产生极大冲击，带来金融风险。本章进一步就资本项目开放与货币自由兑换对金融稳定性的影响展开分析，指出，资本管制的放松将可能使国内宏观经济面临许多新的问题。　　第七章探讨了金融存量风险的化解问题。本章在总结银行重组与不良资产清算的国际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金融不良资产清算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同时，根据上一节所述的国外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经验教训，考虑中国经济转型时期银行业不良资产问题的特殊性和制约因素，从银行不良资产处理的原则、模式以及资金来源和损失承担等方面提出了中国处理银行不良资产的初步构想，并主要就政府部门主导企业重组以及银行分散处理不良债权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　　第八章研讨金融市场化过程中金融增量风险的防范问题。结合中国金融风险生成机制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就金融增量风险的防范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政策建议。本章首先针对中国金融风险生成的体制性特征指出，优化企业融资结构，造就现代企业制度及其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是重塑银企关系，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主体思路。但从政策上看，其涉及的决不仅限于企业制度本身。从中国具体国情出发，针对目前金融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包括制定完整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健全完善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建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技术制度安排体系等方面构建与完善金融监管体系的对策思路。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市场的国际一体化使有效防范金融风险非一国己力所能达到，从而需要各国政府加强国际金融监管的交流与合作。为此，本章在论述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必要性和当前全球范围内金融监管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的政策建议。　　本文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金融风险问题作为一个突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试图在以下方面有所创新:在研究角度上，本文与目前主流研究将金融风险的产生归咎于外界随机事件的扰动有所不同，侧重于从金融体系本身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入手阐释金融风险产生机制。在研究方法上，本文立足于中国体制转型的实践，将金融风险的一般性与特殊性有机的结合起来进行国际比较并加以论述，这不仅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还使书中的主要观点和结论有很强的政策可操作性，对于中国的经济金融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意义。在主要观点上提出:金融自由化的本质是经济市场化和货币化，而市场经济运行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其高度波动性和不稳定性，这是引发金融风险乃至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危机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后凯恩斯主义的内生货币供给理论及其金融脆弱性假说中的科学成份，试图通过构建新的宏观经济模型，揭示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生成的一般规律，认为:国民经济统计中的变量均为货币量值的加总，它决定于特定的社会关系，而并非新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技术或者生产函数。经济运行态势取决于居民的资产选择和企业、商业银行等部门的行为特征，这表现为内生货币供给下货币资金在整个经济中的流动以及企业资产值的变化，经济波动和金融风险由此是内生于资本主义货币金融体系之中的。本文在系统阐述微观金融学的最新发展——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它可以在金融风险的微观行为分析上为前面的宏观分析提供有益补充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对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的适当修正，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中的金融风险问题提供了一个内生的解释。在论证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金融风险问题时，则以构建的新宏观经济模型为基础，分析了中国的宏观经济波动与金融风险问题。指出20世纪90年代前期的过度投资和过度资本积累是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是导致1997年后出现通货紧缩趋势的主要原因，而通货紧缩则使中国的金融风险问题彰显并加剧了金融风险的累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