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方一些国家就开始了刑罚社会化问题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减少监禁刑特别是短期监禁刑一直成为欧洲各国刑事政策的核心目标。1990年，联合国第8届预防犯罪与罪犯处遇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非拘禁措施最低限度标准规则》。2000年，欧洲委员会通过了《成员国部长委员会关于改进实施欧洲社区制裁和措施的规则（2000）22号建议》，都对非监禁措施提出了要求。由此可见，世界各国的刑罚执行方式正经历着从以监禁刑为主到以非监禁刑为主的转变，缓刑、假释、社区服务等社区矫正方式在西方国家已得到广泛适用，刑罚社会化已成为国际刑事司法发展的主要方向。刑罚社会化可以有效地避免监禁刑的弊端，有利于罪犯重新回归社会，顺利实现再社会化。为回应刑罚社会化的行刑趋势，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功能，我国需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现有的社区矫正制度。本文以我国的社区矫正工作现状为切入点，以上海市嘉定区十年以来的社区矫正工作数据为例，分析了实践中社区矫正的适用情况及所存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社区矫正的种类单一且适用面较窄；执行方式缺乏多样性、针对性，刑罚惩罚性较弱；刑罚易科制度缺失；禁止令执行难以到位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从实务的角度分析了问题的成因，并通过比较研究的方式，介绍了国外的社区矫正立法和实践，在此基础上，借鉴其中的合理成分，提出完善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建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立足现有缓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制度框架，深入发掘监禁刑非监禁执行方式的制度价值，进一步扩大适用范围，丰富缓刑、假释的类型，规范具体执行程序；二是进一步完善我国唯一的非监禁刑主刑刑种——管制刑，建立管制易科制度，并创设新的非监禁刑主刑刑种，即建立青少年管护令制度；三是进一步完善和丰富社区矫正执行措施。如进一步扩大禁止令的适用范围，细化禁止令的具体内容，并引入宵禁制度，设置类似中途住所等的过渡中转制度，设立家中监禁制度，建立社区矫正担保制度，使社区矫正的执行方式更具多样性、灵活性和针对性，既能体现刑罚的惩罚性，又能实现社区矫正的功能。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并指出要健全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工作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因此，应通过完善现有的社区矫正种类和执行方式，进一步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社区矫正制度，推动社区矫正工作取得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