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日益加深,对于中国兴趣越发浓厚的西方人已经不再满足于之前对中国流于表面的认识。随着更加深入的发掘,不少极具特色的中国作家映入了世界文坛的眼帘。阎连科就是其中一位。作为卡夫卡文学奖的获得者,阎连科对于中国底层人民和官僚故事的精彩书写广受西方读者和评论界喜爱。众所周知,阎连科是一位充分利用其河南籍身份的作家,他的作品当中的大部分篇幅也都以独具特色的方言写成。因此,阎连科著作英文版的译者如何对原版小说中的方言成分进行处理就十分值得关注。方言翻译的策略种类繁多,却没有哪种策略可以做到以静制动。应对多变的源语、方言和译入语,译者们使用的多种处理手段在翻译界受到广泛讨论。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张谷若翻译托马斯·哈代的作品时,以方言来翻译方言的做法。不少译者将此办法奉为圭臬,沿用至今;也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批评。由杜克大学的卡洛斯·罗杰斯教授翻译的《受活》英文版Lenin’s Kisses受到了英语国家众多读者的喜爱。他这篇译作并没有使用惯常以方言翻译方言的译法,而是使用了许多直白的翻-译手段。本文将从创造性叛逆的视角来对罗杰斯的译文进行分析。创造性叛逆这一概念来源于接受美学,是翻译过程中随着不同翻译策略的引用而自然发生的客观现象。从接受美学角度来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将译入语读者阅读译文时的期待视野引向原文为源语读者所带来的期待视野时使用翻译各种手段的行为。以译者为中心,无论是使用直译的手法,还是改写的策略,只要是力求与读者期待视野的重合,就是一种高级形式的忠实。本文以创造性叛逆为理论基础来分析卡洛斯·罗杰斯在《受活》英译本中应对方言使用的翻译手法,试通过这一理论基础透析其手法的本质;同时,本文观察方言通过口头载体向书面形式的转化和书面形式下的方言借译者之手所进行的跨语言二次转化,分析方言在多层过滤之后的可译性和译者在处理不同性质的方言时的策略转换,从而为方言英译带来一定程度上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