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和高龄化是中国在整个21世纪将要面临的重要挑战。在人口老龄化的时代，老年人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项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家庭和社会的医疗支出和照顾负担问题。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建设的滞后，家庭养老一直是中国养老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配偶和子女在老人的晚年生活中扮演中重要的角色。　　基于以上考虑，本文的研究目标是利用中国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老人追踪调查数据（Chinese Longitudinal Health Longevity Survey:CLHLS）研究中国老人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与健康的关系。研究内容主要包括:(1)中国老人的婚姻状况及其转变与其居住方式的关系;(2)对中国老人综合健康状况的测量;(3)中国老人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与其健康状况的关系;(4)中国老人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与其死亡风险的关系。　　首先，本文利用一个随机效应probit模型研究了老人的婚姻状况及其转变与其居住方式的关系。结果表明，丧偶对老人的居住方式有显著的影响，老人在丧偶后更可能与子女住一起;在控制配偶照顾因素之后，丧偶与老人居住方式的关系程度显著下降，但仍然显著存在;一般而言，丧偶对女性老人居住方式的影响大于男性老人、对低龄老人的影响小于对高龄老人的影响;在控制人口特征、社会经济以及健康状况变量之后，仍然存在显著的未观测异质性与老人的居住方式有关。　　其次，本文在考虑健康指标测量误差的条件下，利用潜类别模型(Latent Class Model:LCM)对中国老人的综合健康状况进行了测量和分类。结果表明，中国老人的综合健康状况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从健康到不健康依次为:健康类、轻度残障类、认知缺损类以及非常不健康类。　　第三，本文利用潜类别模型研究分析了老人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与其健康状况的分析。结果发现，在轻度残障和认知缺损上，不同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老人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但是，在最不健康状况上，不同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老人之间却有显著差异，独居老人发生的可能性显著低于与配偶同住的老人，不与子女同住老人（尤其是丧偶人群中）也显著低于与子女同住的老人。此外，本文发现存在一个未观测异质性因素同时与健康状况和婚姻状况显著相关，不过并没有发现其与居住方式有显著关系。有无控制未观测异质性对模型估计有显著影响。　　第四，本文利用 Cox比例风险模型（Cox Proportional Hazard Model）研究分析了中国老人婚姻状况与死亡风险的关系机制。结果发现，婚姻状况与死亡风险有显著的关系，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过配偶的照顾作用进行解释。不过，配偶照顾的因素并不足以解释丧偶者与有偶者在死亡风险上的全部差异。此外，婚姻状况与死亡风险的关系还具有性别差异，男性老人比女性老人更多地从配偶照顾中受益。与低龄老人相比，婚姻对高龄老人死亡风险的影响已经减弱但是仍然存在。　　第五，本文利用潜类别分析方法分析了老人的居住方式与死亡风险的关系，并重点分析了未观测异质性对死亡风险估计的影响。结果发现，与不与子女同住老人相比，与子女同住老人有更高的死亡风险，尤其是对于低龄老人而言。此外，本文还考察了未观测异质性对模型估计的影响。虽然发现未观测异质性与死亡风险显著有关，但是并没有发现它与居住方式变量有显著的关系。尽管如此，未观测异质性还是对模型的估计有显著影响。　　从以上的研究结果看，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作为一种非正式的社会支持在老人的晚年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和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养老主要是在家庭范围内进行。不同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之间在健康以及死亡风险上的差异，可能是选择机制和保护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方面，配偶和子女在老人健康状况上起着保护作用;另一方面，老人的健康状况也影响到了老人的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的选择。选择机制和保护机制其实并不矛盾，正是因为配偶和子女的保护作用才导致老人的选择行为。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研究的意义在于:(1)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入分析了老人的婚姻状况、居住方式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机制，尤其是研究分析了配偶照顾因素在老人晚年生活的重要性;(2)在样本方面，本研究包括了大量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样本，这可以进一步分析在高龄老人中婚姻状况和居住方式所发挥的作用;(3)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利用潜类别模型把健康指标的测量误差考虑了进来，同时，本文还重点考察分析了未观测异质性对模型估计的影响以及处理的方法。　　最后，本文提出了进一步加强家庭养老功能以及进一步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同时，提出了本文的不足以及进一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