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对西方文艺复兴以来文学的现代性演化进行了简要梳理，突出了象征模式在这一演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重点勾勒构成象征模式的神性、蒙昧、欲望与反思这几个因素的嬗变轨迹，以及每一个阶段的具有一定程度重复性与稳定性的象征模式的具体风貌。　　历来学者对“现代性”这一概念聚讼纷纭，而本文在对一些观点的整合提炼基础上，认为“现代性”本质中隐含了一种衍化模式，即传统与新颖的结合，破坏与重建或者说变异与整合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的历时性不断接续。无法为现存象征模式所圈定的本能能量的流溢促成了新象征模式的构建，这一点则构成了西方文学现代性演化的动力基础。　　从神性的统领，到欲望与反思成分的跌宕变化，到最终一种以蒙昧为主导的新模式的建立，西方文学的现代性演化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清晰脉络。具体而言，文艺复兴时期主导的文学象征模式中，人与神性有着自然的亲密关系，人不须欲望的努力，便可自身成为神性的精髓或反映，并以自身为显圣物，以自身为中心创生神性。欲望与反思两个因素，在此阶段，尚属萌芽状态。而这之后主导的文学象征模式中，人与神性的距离已然产生，人须凭借持续的欲望，与神性世界达成一种稳定的联系，反思在这时期则附属、次要于欲望。在这之后，《地狱一季》式的间歇性的欲望与反思的交替，《万尼亚舅舅》、《追忆似水年华》等为代表的瞬间欲望与蒙昧的结合，以及《都柏林人》等为代表的瞬间反思与蒙昧的结合等模式，在一定程度的接续性中，轮番成为现代性演化的核心点与突破口。它们共同的演化归宿，是卡夫卡式的完全蒙昧，在这蒙昧中，欲望与反思消退净尽，神性在通过欲望达致的方向上也完全失落，而在另一个方向上，在蒙昧之中，则获得回归的迹象。　　神性、欲望、反思、蒙昧，这四个因素在文学现代性演化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神性与蒙昧相互对立，但又相互包含，蒙昧能够向着神性回归。欲望与反思也相互对立，前者是面向尚未能内化的外在状态，后者是面向在主体自身已然存在的内在状态。欲望与神性是一组关联因素，欲望为主体起到联系神性的作用。同时，反思与蒙昧又是一组关联因素，反思最终的对象即为蒙昧。分而观之，神性这一因素，在初始阶段，即文艺复兴时期，呈现相对完满的形态，往后则基本上显示出逐渐衰减的态势，直到基本上完全失落，但最终在蒙昧当中，又有着回归与复苏的倾向。欲望这一因素，在文艺复兴时期萌发生成，逐渐在以《浮士德》、浪漫主义诗歌、《红与黑》等为代表的文学象征模式中处于核心地位，而后，在欲望与反思相交替的模式中，在瞬间欲望与蒙昧相结合的模式中，欲望又逐渐衰落，开始以瞬间的爆发为形式，而变得难以持续，最后到了《都柏林人》乃至《变形记》中，瞬间形式的欲望也难以为继，而终于杳无踪影。整体上，欲望呈现一个萌发、兴盛而又衰亡的走势。另一因素，反思，同欲望一样在文艺复兴时期孕育生成，在伏尔泰、华兹华斯的时代里不断勃兴，它的峰值在欲望的峰值之后一段时期里达到，之后也呈现衰减的态势。但它另有其复杂之处，即在欲望衰退殆尽之际，有反思替代欲望在蒙昧之上进行瞬间突发式的超越性运作的尝试，这使其有所回温。而这也并未持续多久，这种以反思作为超越的形式本身也逐渐衰弱，以致反思最终消泯于蒙昧当中。蒙昧这一因素的发展，则大抵与神性的发展呈现为一种镜像对称的关系，它从萌发状态不断壮大，到最后基本成为排外性的单一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