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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命题意义的可证实原则时,首先出现在我们脑海里可能是维也纳学派或者逻辑实证主义。确实,命题意义的证实观在维也纳学派的大力宣传下广为人知,但当我们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时我们会发现维也纳学派的命题意义的可证实原则来源于维特根斯坦中期的思想,在《大打字稿》、《哲学评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圈》、剑桥大学演讲笔记、魏斯曼的笔记等一些重要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维氏在1929年重返哲学后确实有一个短暂时期,主张命题意义的证实观。维氏中期命题意义的证实观不仅影响了维也纳学派,同时也对自己后期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研究维氏中期命题意义的证实观将是十分有意义的。总的来说,本文主要是围绕维特根斯坦中期命题意义的证实观这个主题,并把这个主题分为六个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1)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重返哲学后是否有一个短暂的持“命题意义的证实观”时期?(2)如果可以确定维氏在重返哲学后存在一个持“命题意义的证实观”时期,那么维氏的命题意义的证实观的思想来源是什么?(3)维也纳学派与维氏的证实观有哪些不同?前者是如何继承和曲解维氏的思想的?(4)《逻辑哲学论》与命题意义的证实观有什么联系?它是如何影响维氏的命题意义的证实观的?(5)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重回哲学后有哪些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如何使维特根斯坦在《哲学评论》、《维特根斯坦与维也纳圈》等著作中提出命题意义的证实观的?更进一步来说,维氏是如何由一开始的命题意义的强证实观转而接受命题意义的弱证实观的?(6)命题意义的弱证实观最终又是如何随着维氏中后期思想的发展融入到对语法的考察中来的?维氏是如何从命题意义的证实观转向意义即使用的思想的。本文希望通过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讨论和探索,把这些相关的哲学问题串连起来,来综合地考察维氏中期的一个短暂、重要却又容易被忽视的持命题意义的证实观时期,从而清楚地展现出维氏中期哲学思想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