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就业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两大核心主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一直备受经济学界的关注。对这两者关系的研究，所取得的理论进展也是十分引人瞩目的。特别是现代经济学的三大理论传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各自发展出一套明晰而严谨的增长与就业关系理论。然而这些理论都遵循各自的传统，分析范式、分析方法各异，往往难以进行较好的对话，和汲取它方有价值的成果以利相互促进，因而也很难对这些理论的洞见和局限作一个恰当的评价，而这样的评价又是研究现实生活所必需的。　　本文的主要目的就是尝试弥补已有文献的这种不足。文章主要按以下逻辑展开:首先构建一个较具普适性的分析框架，以此将上述三大传统的相关理论表述为特定的单部门增长与就业模型，并使所表述的这些模型既具有可对比性，同时又能较忠实地代表各自的理论。其次综合以上分析，构建一个(工业与非工业的)两部门分析框架，用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与就业问题。本文的特征是将关注点聚焦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并围绕这个焦点来进行理论检视和模型建构，这是本文的主要贡献。与此相关的议题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大型的发展中国家，工业化构成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具体而言，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从经验观察可以判断，与经济增长过程结合在一起的，往往包括资本积累的增长、技术进步、需求结构和体制结构的演化等等，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一种特定的增长模式，而在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往往就是这种特定增长模式的载体和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传统的宏观经济研究文献主要将发达市场经济作为考察对象，趋向于从短期的视角来研究就业问题。本文根据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特性的理解来完成两部门分析框架，从而形成一个较具洞察力的新的经济模型来分析增长与就业的长期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这是本文对现有宏观经济学文献的一个贡献。　　本文进一步的目的是运用所构建的理论模型来研究中国自改革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现实。在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经济增长模式有了重大转变，即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劳动密集型的增长模式转变为90年代以后的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而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创造就业的能力正在趋于减弱。这种迹象在工业部门表现得尤为明显，具体表现为90年代以后的以不变价格计算的工业部门相对非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比明显高于前一阶段，并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在此背景下，本文的实证研究试图去分析两种增长模式的特性和含义、以及构成增长模式转变的原因。本文的工业化作为增长动力的议题和与此相关的理论模型为中国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较有洞察力的参照。除绪言与结语之外，本文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即第2章，深入而严谨的理论探讨。这一部分主要根据相关文献的“模型构建的不同完成条件”(Alternative Closures)构建一个一般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将三大传统(---)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在较忠实地代表各自理论基础上表述为特定的单部门增长与就业模型，使得这些模型能够相互比较，以利它们相互促进。　　第二部分，包括第3、第4章，理论的综合与模型构建。第3章主要将上一章构建的单部门模型拓展为一个综合的(工业与非工业)两部门增长与就业框架。然后在此基础上根据工业化作为增长动力议题来完成这个分析框架，将它构建成一个适合分析增长、就业、相对劳动生产率和部门间贸易条件等四个变量相互关系的经济模型。由此模型分析的结论可总结如下:(1)在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达到稳定条件下，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Ar)与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产出增长率的差(gm-gn)成正比，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就业量增长率的差(gLm-gLn)与对应产出增长率的差(gm-gn)成反比;(2)在两部门达到均衡增长的条件下(gm=gn)，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相对就业量(Lm/Ln)、产出增长率和两部门的贸易条件都为常数。根据均衡条件得出的结论2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结论基本是一致的。　　第4章为两部门结构模型的拓展，主要讨论非均衡增长情况(gm≠gn)。本章在第3章分析的基础上，对非均衡增长条件下的增长与就业的动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讨论。本章分三个层面来讨论:第一个层面主要讨论非均衡条件下的增长、相对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的动态关系，并讨论工业部门需求的变动状况;第二层面将上述框架拓宽到开放经济，讨论非均衡条件下的净出口、增长、相对劳动生产率与就业结构的动态关系;第三层面，将资本深化引入分析框架，讨论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深化、技术进步与就业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分析工业化过程中贸易条件的变动趋势。得出的主要结论:(1)(非工业相对工业的)贸易条件低于均衡水平时，工业部门与非工业部门的增长率的差(gm-gn)将趋于扩大，工业部门的相对劳动生产率将趋于上升;工业品的投资需求趋于上升，消费需求趋于下降;工业部门相对就业量(Lm/Ln)趋于下降;(2)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般而言，净出口的增长将有利缓和两部门增长的不平衡，但随着工业部门资本存量的增加，维持均衡增长所需要出口的工业品量就越多;(3)在资本深化的工业化进程中，随着人均资本的增长，相对贸易条件将趋于上升;(4)资本深化的技术进步对就业结构有重要的影响，但其影响效应特征取决于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人均资本的弹性、与资本-产出比相对人均资本弹性和的大小。　　第三部分，包括第5、第6章，中国的实证研究。这一部分首先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与就业的总量和结构特征做一个简单的描述。在总量上，可以观察到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就业都得到较快增长，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就业的增长明显滞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在结构上可看到的是，第一产业即农业部门的产出与就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下降趋势，第二产业(工业加建筑业)保持基本稳定，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在不断上升。从两者的关系看，在改革后半期的这三次产业的就业弹性明显低于改革前半期，这种现象在工业部门表现尤为明显。此外，中国经济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公有制部门的产出与就业占总体经济的比重在不断下降，但尽管如此，公有制经济仍然是总体经济增长技术进步的主要载体。　　其次，运用第3、第4章所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来进行经验研究。根据以上现实描述可以观察到一个事实是，改革期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显著变化，即从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劳动密集型转变为90年代以后的资本深化型。本文的经验研究主要在于揭示这两种不同模式的结构-制度基础、效率特性和有关长期可行性等方面含义。这部分分析的结论如下:　　第一，与改革前半期劳动密集的增长模式相联系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增加，以及消费扩张。与第二部分所发展的分析模型相一致的是，这种增长能够促进消费和生产，工业化和整体经济的良性循环。这种模式的缺陷是劳动报酬的增长相对较缓。　　第二，与改革后期资本深化增长模式相关的现实是，工业部门较快的增长速度、较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及就业量的相对下降。与第二部分分析模型相一致的是，改革后半期的资本深化增长模式能够自我强化，即工业部门的优先增长将促进工业部门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又能反过来促进工业部门的更快增长，使得这种增长模式具有自我强化的功能。这种模式的代价是工业部门就业增长相对下降。　　有关两种增长模式在一个相对较长时期内的可行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论题，但就中国的现实而言，可以认为资本深化的模式相对更具可行性。第6章分析显示，现实中有两个重要方面可支持这个判断。其一是消费需求放缓的长期趋向，这种趋向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依赖“生产投资以生产投资品”的增长模式来实现;其二是资本深化的增长模式具有较强的动态规模效益，这意味着存在较快的生产率增长和资本积累，从而在长期可以抵消就业创造能力方面的不足。　　概而言之，第二部分所发展的理论框架和分析模型对工业化作为经济动力的经验研究显现出相当的解释力。正如第三部分显示，这个框架和这些模型对解释中国自改革以来经济增长和就业扩张现实表现出相当强的洞察力。尤其是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增长动力的两部门模型有助于澄清两种增长模式的结构-体制特征、效率特性、长期可行性和相关就业含义等问题。本文的结语部分即第七章，将对这些结论作更详细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