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汉文学研究是近年来新兴的一门学科，随着海外汉籍被中国学者大量的发现和引入，这一学科受到学术界越来越多的重视。韩国古典汉文学是域外汉文学中一个重要分支。在韩国古典汉文学中，以古典汉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而在韩国汉诗文学史中，高丽时代又是其发展的黄金时期，一如唐诗之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由于起步较晚，中国学者目前对高丽汉诗文学史还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以高丽汉诗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为线索，以对各时期文学史基本问题的思辨为中心，在充分吸收中、韩学者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宏观上把握高丽汉诗文学的走向。　　全文共分绪论及正文五章。绪论部分是对高丽汉诗文学史研究的回顾与总结。在全面介绍我所掌握材料的基础上，分析中、韩学者关于高丽汉诗文学史研究的长处与不足，并针对这些不足之处，提出本文需要着重讨论的问题及使用的方法。　　第一章总述高丽汉诗文学史分期问题。高丽汉诗文学的发展有其特殊性，一方面,高丽时代历史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变化，而这一变化对其汉诗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不同时期对中国文学及哲学的接受也会影响到其汉诗的发展。在考虑高丽汉诗文学史分期问题时，必须同时兼顾这两个方面的因素，这是本文的立论基础。前人关于高丽汉诗文学史的分期，总体来看有“二期论”、“三期论”及“四期论”三种。通过对这些分期法的分析，我认为“四期论”的划分更符合高丽汉诗文学发展的实际。在参考前人“四期论”的基础上，修正其具体各期划分的不合理之处，本文对高丽文学史的四期重新做出自己界定。　　第二章主要围绕高丽前期汉诗文学史独立分期的依据及诗风辨析两个问题展开。高丽建国初期的三十年一直被以前的研究者忽视。这一时期从社会结构上来说与其后的社会有根本性的不同，即从豪强贵族社会发展为文臣世族社会。这一变革对前后汉诗文学的发展起到重要影响。这一时期虽然时间很短，留存的作品也很少，但是它为后来汉诗文学的兴盛做好了制度上及思想上的准备。从现存这一时期的作品来看，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汉魏古风，这与后来占据诗坛主流的晚唐诗风也是不同的。因而，有必要把这一时期作为一个单独的文学史分期,在这一章中,还对前人笼统地认为这一时期文学皆笼罩在晚唐诗风之下的观点提出辨证。　　第三章以高丽汉诗文学兴盛原因为中心，探讨了高丽中期汉诗文学史的几个基本问题。其一，高丽汉诗文学的兴盛以文臣世族的崛起为基础，文臣世族是在高丽社会全面实施文治思想的政策倾向下形成的。它的形成对高丽汉诗的兴盛及这一时期的诗学风尚都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其二，高丽中期汉诗文学的兴盛，从作家的角度来看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创作群体的门阀世族化。其三、从高丽中期最有代表性的四个汉诗作家崔冲、郭舆、金富轼及郑知常的诗歌分析来看，这一时期的创作倾向是以浮靡雕琢为主的晚唐诗风。其四，高丽汉诗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科举对文学的偏重;二是高丽君臣的文学活动对汉诗创作的推动;三是私学对文学的促进。　　第四章围绕武人执政对高丽后期汉诗文学的影响来讨论这一时期汉诗文学的新变。武人叛乱的原因是高丽中期重文轻武政策走向极致的结果。武人叛乱对文学的最直接影响是文人被屠杀殆尽，幸免于难者或聚会结社，或隐遁山林，以避祸难。然而，武人执政并没阻碍高丽汉诗文学的发展。相反，由于一些幸免于难的文人隐遁山林，脱离政治，沉醉于诗酒之间，这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深入探索文学的机会。他们开始更冷静地探索一些诗学问题，反思中期诗歌中浮靡作风，而此时宋诗学正好成为其批判的武器。正是在这种社会变革及宋诗学的影响下.他们对诗歌的形式及理论方面都做了大量的探索。这种探索，表现在诗歌形式上，可以从集句诗、宝塔诗及回文诗在这一时期的出现得到证明，表现在诗歌理论上，则是宋诗学在这一时期的兴盛及韩国诗话著作的出现。　　第五章主要讨论武人政权终结后的高丽末期，性理学的输入对其汉诗文学的影响，及这一时期汉诗文学的总体特点。性理学的输入，并不如一些学者所言，抑制了汉诗文学的发展。性理学对其汉诗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引发诗人在诗歌理论上对文道观的思考。体现在诗歌内容上，则是出现了大量“以诗说理”及表现忠义节气思想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整体文学特点，则是趋于兼容并蓄的文学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