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结构主义语言学之后，对语言的研究超越了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分解。随着现代传播学、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人类学、文化学、语用学等新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跨文化交际学的兴起，翻译理论研究出现了从微观语言结构的比较研究到宏观语言文化背景的探索，从单一方向向多层次、多角度和跨学科方向演进。翻译研究不仅仅局限于研究两种语言的音韵组合、字、词、句的种种不同，也开始注意到两种语言的文化内涵这种超语言因素对两种以上语言互译的影响。　　 翻译的文化转向代表人物苏珊·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英国沃瑞克(Warwick)大学比较文学理论和翻译研究生院的教授、翻译家、诗人和文学家。作为翻译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文化翻译观”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以及翻译对于文化的意义。以她为代表的文化学派对当代社会需求和翻译的总体状况进行了自觉的反思，提出了文化的翻译观。文化翻译观尤其对翻译的制约因素进行了具体总结和归纳，把研究者的注意力从语言本身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苏珊·巴斯内特与安德里·勒费弗尔(André Lefevere)合作的Constructing Cultures：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更是成为文化翻译学派的代表之作，系统地指明了翻译不仅是双语交际，更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翻译的目的是突破语言障碍，实现并促进文化交流；翻译的实质是跨文化信息传递，是译者用译语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翻译的主旨是文化移植、文化交融；语言不过是翻译的操作形式，文化信息才是翻译操作的对象。在勒费弗尔的T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翻译的制约因素包括意识形态、赞助人、文化体系、语言发展和教育、中心文本和中心文化等。　　 翻译的文化观距离翻译的历史观仅一步之遥，早在1981年保加利亚翻译家安娜·利洛娃就提出了翻译的历史观。她认为翻译是历史的产物，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现象，具体的历史过程。她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方法论，用历史分析的方法研究了翻译的种种问题，包括翻译的定义、规律、标准、原则、和方法等。翻译的历史作用成为借鉴外来文化的力量达到促进本族社会变革的目的；翻译的实质也不仅限于译者重现原作的文化活动，而是译者出于自身目的和环境对原作的再创作；翻译的制约因素不再是一个列不完的清单，而是在一定历史背景下综合社会现状、政治需求、意识形态、文化体系、语言发展等共同作用的结果，历史的局限性体现在各个不同时期的译本当中。　　 翻译的历史观与翻译的文化观既有交叉点，又有本质的不同。交叉点：两者都把翻译研究置于超语言平面上，认为影响翻译的因素不仅仅是语言问题，还是社会、历史、文化等等各方面因素的集合。不同点是：唯物历史观认为社会生产是社会变革的源泉，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观念和概念是促使社会变革的次要因素，仅用于解释和组织这种变革活动。而文化观则罗列了一系列的影响翻译的超语言因素，距离解释其本质规律还差了一步。　　 鉴于上述考虑，本课题拟通过对美国历史上的重要文献之--《独立宣言》--在中国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译作品进行历时和共时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比较研究，归纳证实翻译历史观的意义和重要性。根据比较研究的结果，笔者认为翻译的历史观适用于翻译活动的各个环节，同时也体现了翻译影响因素和被影响因素。　　 希望通过本文的论证，能使更多同仁重视和讨论翻译历史观的价值，并使之得以发展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