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例（亦称蒙古律）是清朝（包括后金时期）统治者主要为外藩蒙古制定的特别法。其文本经历了《蒙古律书》到《蒙古律例》的发展,最终被嘉庆朝《理藩院则例》吸收。蒙古例主要适用于外藩蒙古各旗及八旗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乌梁海等内属旗。蒙古例吸收了大量明代蒙古法的内容,不仅将罚畜刑适用于各类犯罪,还参考了蒙古法中有关游牧生活的规范。蒙古例适应了蒙古人游牧的生活方式和法律传统,发挥了笼络和控制蒙古人的作用,是清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典型代表。在发展中,蒙古例与广泛适用于内地的刑律逐渐趋近,表现出内地化的发展趋势。这一变化在刑法规范中尤为突出,不仅体现在刑罚制度、犯罪情节、罪名、价值判断标准等方面,甚至开始直接援引刑律的条文。以下三个方面是导致这一发展趋势的原因。其一,蒙古例作为清廷制定的特别法,自身性质就决定了其刑法规范内地化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基于清朝制定法的性质,蒙古例中的罚畜刑无法像在明代蒙古法中一样参与构筑细密的刑罚体系,这导致蒙古例刑罚体系长期存在空缺,唯一的解决方法便是参照刑律的刑罚制度予以弥补。另一方面,一旦蒙古部落开始适用蒙古例,就被纳入清廷构建的法律制度之中,原有法律的自然演进被人为打断。基于蒙古例的特别法身份,立法技术更为先进的国家一般法成为了修订中唯一可以更新的材料渊源。其二,民人逐步进入蒙古地区推动了蒙古例刑法规范的内地化。一方面,由于蒙古、民人相对隔离的状态被打破,蒙古例与刑律的巨大差异在交涉案件中愈加凸显。尽管清廷通过调整蒙古例的适用原则来缓解这一问题,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将民人相犯案件均照蒙古例审理却有困难,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依然存在。与刑律相比,蒙古例内容简单、粗糙的缺陷逐渐暴露。另一方面,随着蒙古地区的移民数量和活动范围逐步扩大,农业和商业得到发展,源于游牧生活的蒙古例难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为了应对上述问题,清廷在修订蒙古例的过程中开始参照甚至直接援引刑律。其三,理藩院以外的官员通过参与蒙古地区的案件审理推动蒙古例刑法规范的内地化发展。在死刑监候制度被引入蒙古地区后,作为主持秋审和朝审的中央司法机关——刑部开始大量介入蒙古地区的案件审理。随着清廷在边疆设立将军、都统、大臣管理军政事务,这些封疆大吏开始参与蒙古地区的司法活动。在民人涌入的背景下,蒙古地区设立的派遣厅也开始承担审理蒙古、民人交涉案件的工作,这使沿边各省的按察使、督抚也加入到审理程序中。这些官员大多为旗人、亦有部分是民人,具有深厚的内地文化背景,他们积极将刑律适用于涉及蒙古人的案件中,并提供了大量相关立法建议,推动了蒙古例刑法规范的内地化发展。蒙古例的内地化发展是多重因素共同促进的结果,顺应了蒙古地区社会环境的变化。总体而言,清廷没有积极推动蒙古例的内地化,也没有因为其内地化发展而对蒙古人推行国家一般法,仍然坚持了蒙古例作为特别法的地位。这一举措彰显了对蒙古王公政治利益的尊重,对于维护蒙古地区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