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俄罗斯民俗故事学家弗拉基米尔·雅可夫列维奇·普罗普（俄文:BладимирЯковлеви(ч)Пропп;英文:Vladimir Propp）为研究对象，在对其生平、学术活动和主要思想进行梳理、阐释的同时，重点分析其著作《故事形态学》、《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与《滑稽与笑的问题》三本专著中蕴含的学术思想、方法论及其学术价值和指导性意义，以此更为全面地探寻这个被结构主义者奉为先师的著名俄罗斯民俗学文艺理论家的思想世界。尽管普罗普在世界民俗学界和文艺理论研究界的地位举世瞩目，但中国学界对于普罗普学术思想的评介和研究却相对较晚，且最初了解普罗普的文章基本上来自英语、法语的转译，真正基于俄文原著基础上的译文和译著在90年代末才悄然出现，而承载其主要学术思想的《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两本书的中译本更是远在2006年才呈现于读者的视野之中，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普罗普思想的诸多误读。更为遗憾的是，对于普罗普的有些思想，至今在中国甚至国际学界都没有引起关注。　　普罗普一生著述颇丰，经后人整理有近百种，主要集中于他的六本专著、四本论文集中，其涉猎民俗学、故事学、喜剧理论、美学等多个领域，而其最主要的著作《故事形态学》及其姊妹篇《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在国际学界引起广泛关注的同时，也成就了他国际学术大师的美誉。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国际学界给更主要针对这两本书中体现的思想进行研究和评论，目前对其的评介与定位基本成熟，但重复性研究较多，所以本文在写作过程中虽不能完全绕开对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的重复性阐述，但也并不将重点集中于此。故事学研究只是本文的一个部分，除此之外还涉及对一本尚未引起包括俄国学术界在内的国际学界关注的喜剧美学著作《滑稽与笑的问题》展开细致地分析和研究。并在对其已有中译本的学术专著的思想和方法论进行解读基础上，梳理其在中国学界三十余年来接受与研究的过程，考证了国内学界阐释和实践普罗普学术思想的得失。　　除绪论和结语外，本文由四章组成，第一章为普罗普及其故事学思想研究;第二章为普罗普喜剧美学思想理论研究;第三章为普罗普思想在中国的译介与评述;第四章为普罗普思想在中国的研究与实践。这四章构成了本文的主要部分，形成一个互为支撑的有机整体。贯穿于其中的逻辑在于，一位被世界关注的文艺理论家的学术研究总有自身所坚持的独特方法论，这个方法论可以毫无悬念地在他的任何著作中找到，哪怕他的研究涉及众多领域。而对一个学者学术思想的误读往往就在于没有完全理解他学术研究中所坚持的方法论，或者这种方法论在异质文化传播中的认同、排斥和曲解造成了阐释的差异，而这是对一位思想家不恭敬的阅读。当然，普罗普的思想并不仅仅局限于本文所列，但对于中国学者已经接受并产生影响的却主要集中于此。所以本文没有对其另外的著作和文章进行过多的关注，只是在论述过程中有所提及，这也是本文未尽之工作，有待于继续完善。　　整体而言，本文以普罗普一生所坚持的故事学研究方法为切入点，在对比研究普罗普与同时代思想家如维谢洛夫斯基、格雷马斯、列维-斯特劳斯、泽列宁和日尔蒙斯基等思想关联性的基础上，展开了对其主要思想内涵特征的把握。更为重要的是，本文对另一本几乎没有引起国际学界关注的专著《滑稽与笑的问题》进行了从思想内容到方法论的细读。在论述过程中抓住“笑”本身的含义和以往对笑的哲学研究历程进行整体考察，分析《滑稽与笑的问题》的基本架构，阐释了普罗普总结的作为人的本质——笑的基本类型和产生原因，并将以往文学理论研究史中关于喜剧理论与普罗普笑的美学相对比，指出了普罗普以不笑故事和果戈里喜剧著作为基点的美学理论重要价值。本文认为摒弃了前人研究喜剧抽象演绎的方法，而是富有开创性地采用依据功能研究故事的方法。　　绪论部分主要阐释了本文的研究价值、基本框架、研究现状、研究方法及创新性。指出本文通过文献梳理、理论细读、比较研究和综合分析的方法，对普罗普学术思想的内涵特征、结构框架及其在中国的接受情况进行了整体描述，其创新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对普罗普故事学思想中的主要内容——角色的31个基本功能项进行了图表式解读，虽然这并不是一项过于复杂的工作，却能让研究者一目了然，可作为日后研究的重要参照资料;第二，对《滑稽与笑的问题》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全面解读，这是目前中国学界乃至国际学界对其喜剧美学理论阐释最为细致的一次解析，普罗普《滑稽与笑的问题》既是喜剧美学研究的专著，也是故事学研究的延伸，本文的重大意义在于为学界更全面的理解其思想的整体面貌提供了大量的可参考资料;第三，对普罗普思想在中国的译介、接受、研究和实践过程进行了全面梳理，指出了国内学界对普罗普思想研究和实践中的得失情况，并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其中译本的翻译情况进行了重点阐析。在研究过程中注重材料的归纳和总结，竭力用“文本”说话，试图廓清普罗普思想，在对比中俄译本的基础上探讨了异质文化接受的规律。　　第一章主要介绍普罗普生平、学术研究基本情况和故事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这一部分从普罗普的生平、著述、学术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及艺术特征入手，对其全部的思想著述进行了纵向的历时性梳理，并对其思想在不同阶段的流变原因和意义启示作较为深入、完整地分析，总体评价了普罗普思想在国际学界的价值和地位。重点以普罗普的民俗故事学研究为切入点，首先对其六本专著中最重要的两本——《故事形态学》、《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进行了文本细读和理论阐释，并与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的形式主义、历史诗学和结构主义相联系展开对比论证。本文认为，普罗普思想与以上三种思想的相关性，并指出普罗普对历史诗学研究的集大成者维谢洛夫斯基的观点基本上完全接受，其故事形态学和情节母题的研究也在此理论基础上搭建而成，但又不是对维谢洛夫斯基理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和重建。任何一种理论都是在批评声中不断成熟起来的，普罗普的思想也不例外，所以本文在论述过程中探讨了列维一斯特劳斯、泽列宁、日尔蒙斯基等研究普罗普思想的主要理论家的重要评论，解释了国际学界对普罗普思想误读产生的原因。　　第二章主要指明普罗普在探寻神奇故事母题的历史起源过程中发现的有关“笑”与社会生活的相关性，以此提出其对于“笑”和“喜剧”研究的基本问题及所使用的方法。在本章中，主要结合对神话、宗教、社会生产方式等对“不笑女孩”故事中的“笑”进行了起源学和人类学层面的探讨，指出笑作为人类的一种生命特征在社会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普罗普喜剧美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在对普罗普的专著《滑稽与笑的问题》的文本解读中，首先定义了“笑”的相关含义，这一点在普罗普的研究中并未涉及，却对研究普罗普的喜剧思想有着重要的帮助。本文还梳理了以往喜剧美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并重点检索和对比研究了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费肖尔、柏格森等历史上阐述过喜剧美学思想的理论家观点，指出了普罗普喜剧美学思想的突出特点，并从文化意义上分析了滑稽的类型、制造滑稽的手段及普罗普喜剧美学思想的意义。　　第三章主要梳理了普罗普思想在中国的译介和评述情况。普罗普主要学术思想——故事学研究理论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中国学界对普罗普的认识在于其在结构主义和当代西方叙事学理论中所具有的地位，所以对其思想的认知是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传播而走入国内学者视野的，主要是结构主义和叙事学思想的传播。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学界三十余年间对普罗普思想的接受分作三个阶段，即90年代以前在二手、三手资料上的介绍和翻译;90年代至新世纪之间对普罗普思想译介和评述的深入和扩展;新世纪以来中译本和专门性阐述著作的出现。这三个阶段翻译和评述各具特色、不断深入，但依然存在对其学术定位和思想内涵把握不够准确的情况。指出基于俄文原文基础上的翻译的确为国内学者的研究澄清了很多问题，解决了诸多疑惑，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其主要思想的中译本中基本是直接翻译，在语言使用上缺乏更多的斟酌，尚需尽善尽美;其二，对某些基本概念术语的翻译缺乏准确性，成为造成误读的关键之一;其三，其文章和专著的名称出现过多种翻译，表明对普罗普的理解在一定时期表现出不稳定性和不成熟性。通过梳理笔者也发现，国内学界对普罗普思想的接受一直没有跳出《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及相关内容的范围，缺少对其思想全貌的把握。　　第四章主要针对国内学者对普罗普思想的研究和实践性应用展开全面探讨。文中指出，国内学者对普罗普思想的研究是晚于介绍和评述的，但早于译介，在理论观点把握的过程中呈现出独特的特点。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对其理论的把握越发准确，对国际学界的误读能够有更为清楚地认识，对其理论的反思更为深刻。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普罗普思想的研究和实践体现为以下特点:第一，相对于介绍和评述而言，对普罗普思想的研究较晚，实践性应用则更是90年代以后的事情;第二，随着中译本、译文的出现，尤其在新世纪来国内学者对其思想的研究越发深刻，应用也更为得心应手;第三，对普罗普思想的研究既有理论上的把握，也有具体实例的分析，二者相辅相成。在此基础上，本文对其理论在中国民间文学、小说、喜剧、新闻、影视和电子游戏等多种体裁叙事作品研究中的成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解读，以此透视中国学者在接受普罗普思想时的准确性及创新性。　　结语部分肯定了普罗普思想的重要地位，反思了中国学者对普罗普思想接受和研究的得失，指出了其研究的局限性。　　本文认为，论文是客观把握普罗普学术思想的一种重要尝试和拓展，尤其对普罗普喜剧美学思想的细读后阐释，及对中国学界接受和研究状况的梳理，都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提出对普罗普学术思想的阐释，并将其置于比较文学中进行充分思考，而不是盲目崇拜，是符合当前中国学界借鉴西方文学理论要求的，具有前沿性。在反复研究普罗普一生的学术思想和其民俗故事学与喜剧美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基础上，发现对于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文学理论家的研究，在中国尚不全面，某些应用也缺少精准论证，所以很多学者认为普罗普远没有那么重要。而实际上，是因对其理论深入解读的欠缺、误读的出现、视域的狭窄造成了对其学术研究缺乏更为准确而客观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