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自Starzl于1963年施行首例人体原位肝移植以来,依托于现代外科手术、器官保存和围手术期处理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移植免疫学的飞速进步,肝移植技术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技术程序,随着器官来源问题的解决和抗排斥反应措施的进一步突破,肝移植将在终末期肝病治疗领域占据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我国是世界上肝脏疾病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国的肝移植始于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了蓬勃的发展,近年来肝移植的数量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并已实现低于3%的围手术期死亡率和超过80%的受体1年生存率。然而,从具体国情出发并与国际水准相比较,中国的肝脏移植事业任重道远,有诸多难点问题尚未解决,需深入系统的研究和总结。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分析影响肝脏移植受体术后生存时间的主要因素,探索提高移植术后生存率和生活质量的措施。 材料与方法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肝移植中心于1993年4月到2003年3月共完成肝移植手术142例,通过参与临床肝移植工作、病人术后随访等方式收集数据。142例中男110例,女32例,年龄10-65岁,平均年龄45岁,供受体ABO血型相同119例,不相同23例。良性终末期肝病69例,肝恶性肿瘤55例。除了6例肝肾联合移植与2例活体部分肝移植外,其余134例均为尸体供肝经典原位肝移植。使用以CsA为主的免疫抑制剂治疗方案的有51例,使用以FK506为主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免疫抑制剂治疗方案的有76例。 确定17项参与多因素分析的指标并进行量化,即性别、年龄、血型、受体原发疾病、供受体血型是否相同、术前状况UNOS评分、肝功能Child分级、PT延长时间、供肝冷缺血时间、术中是否静脉转流、术中胆管吻合是否放置“T”管、无肝期时间、手术时间、术后并发症及免疫抑制剂的使用。 在SPSS 10.0版本软件中建立数据库,将肝移植术后生存时间作为应变量,将观察结束时是否存活作为状态变量,删除142例中临床资料及随访资料不完整的病例,将资料完整的80例受体的17项指标参与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 结果 观察截止2003年5月8日,142例中死亡55例,存活87例。并发肝动脉血栓形成6例,出现胆道狭窄巧例,急性排斥反应21例,慢性排斥反应6例。良性肝疾病的1年、2年生存率为78石%、73.5%,恶性肝疾病的1年、2年生存率分别为48.3%、33.3%。 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结果:最终保留在方程内的协变量为原发疾病良恶性分类(DIAGAB)、供受体血型匹配(B GPAIR)、术前肝功能child分级(C HILD)、无肝期时间(AHT)、术后是否出现急性排斥反应(AR)、主要免疫抑制剂类型(IMMUNOSU)这6组变量。 DIAGAB的OR值(相对危险度)为0.343,BGPAIR的OR值为0‘212,提示这两个变量为保护因素,良性疾病及供受体血型完全相同与移植术后较长的生存时间有关;CHILD、AHT、AR、IMMUNOSU的OR均大于1,提示是危险因素,即术前肝功能较差、术中无肝期时间长、术后出现急性排斥反应、使用以环抱霉素为主的免疫抑制剂与较短的移植术后生存时间有关。 结论 肝脏原发疾病的良恶性分类是影响肝移植术后生存时间的一个重要因素,恶性肿瘤病人行肝脏移植的生存率远低于整体移植人群的生存率,原因在于肿瘤的高复发率。故认为恶性肿瘤不优先实施肝脏移植。 供受体ABO血型完全相同的肝移植患者术后出现急性排斥反应的几率相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较小,急诊情况下可对ABO血型不相同但相配的供受体行肝移植手术。应用人工肝等技术改善患者术前状况尤其是肝功能情况能有效地提高患者的生存率。FK506在疗效和副作用方面可能要好于CsA,合理地选择免疫抑制剂,制定个体化的免疫抑制剂治疗方案,尽量避免急性排斥反应的发生,可能能使病人获得较长的术后生存时间。移植前是否行静脉一静脉转流术及胆道吻合后是否放置“T”管作支架对病人术后生存时间无明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