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对广州市一座垃圾场上的拾荒者社区的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从社会空间的角度探讨了一个底层拾荒者社区的空间生产过程。这一空间生产围绕特殊的垃圾场空间展开，普通拾荒者的工作，社区生活，拾荒老板对社区的领导以及与政府和地方势力的谈判、交易都是这个社会空间的构成部分，因此，他们都参与了这一底层社会空间的生产。在这里空间生产的实质是社会关系的生产。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变迁的背景下，个人与国家，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都在经历调整和重构。移民老板在此过程中崛起，资源动员能力增强，部分政府官员利用体制转变造成的断裂，通过与私人老板的“互惠”谋利，而普通拾荒者的社会空间则被压缩。原有的乡土性社会关系还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据显著位置，“垃圾村”的生产经营和社会生活都围绕着亲缘、地缘关系展开。同时，生产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带来社会生活的变革，新的空间因素在这一底层社会中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