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舍伍德·艾迪(Georege Sherwood Eddy)是一位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基督教活动家，他信奉社会福音理论并加以丰富和发展。由于社会福音具有强烈的入世情怀，艾迪主张在世界上广泛践行社会福音，致力于建立“上帝之国”。通俗地说，“上帝之国”的理想就是基督教社会主义。为此，他周旋于全世界，主张按照耶稣遗训，在“爱”的原则下，对现有秩序进行渐进的温和的社会改良，反对以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来改变现有世界。　　然而，艾迪的布道事业遭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即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共产党的迅速壮大。共产主义思潮与社会福音理论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两者的冲突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尽管两者在某些方面有相通之处，但改变不了两者关系紧张的主流。为了成功应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挑战，艾迪开始关注马克思主义，并加以深入研究。他先后亲赴苏联多达十余次的考察，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中国是艾迪最为钟情的布道国家，他曾先后十一次来到中国布道。但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艾迪，甚至其严重程度比苏俄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带给传教事业的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自20年代初以来，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并逐步壮大。这对艾迪的传教事业来说并非福音，而是巨大的冲击和严厉的挑战。艾迪在中国不只要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带来的冲击与挑战，更可怕的是，共产主义思想、民族主义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在这时合流，这是艾迪无法解开的一道死结。　　不过，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艾迪才对中国共产党活动有了真正的体会和认识。由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失败，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共产党的革命活动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的暴风骤雨般的阶级革命，一方面冲击了现有秩序，威胁到了国民党政权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对西方传教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传教士被驱逐，教产被征收。同时，这场革命也是对基督教思想和社会福音理论的否定。自然，这场革命令传教士艾迪无法容忍，无法赢得他的喝彩。除了在抗日战争期间，艾迪对中国共产党的回应稍有和缓之外，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期间，艾迪是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活动持批判立场。不过，要指出的是，艾迪对中国共产党的如此态度，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他的基督徒身份、他的美国文化背景、他对共产主义思想的抵制、他对苏俄革命和苏联的认识。　　面对中国共产党带来的严重挑战和危机，艾迪积极行动了起来。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口诛笔伐，在其相关著作、演讲和报刊的稿件中，其态度溢于言表;另一方面，他展开了与中国共产党争夺群众基础、争夺对中国未来前途走向的发言权的竞争。为此，他在中国宗教界、实业界、学术界、青年界和政界间广泛活动。青年学生、劳工、农民都是艾迪要争取的对象。艾迪与国民党政权的接近，并不代表他对后者多么地满意和认可，而在于他必须依附该政权，它成了他实现“上帝之国”的平台。在当时中国国共两党二元对立的政治环境之下，艾迪选择了国民党，从侧面反映了他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即扶蒋反共。至于艾迪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些激烈回应，是否有效，就另当别论了。　　本文主要以跨文化研究的方法就艾迪对中国共产党的回应进行研究。笔者认为，艾迪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回应，实质上是一场跨文化的活动。在对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进行回应时，艾迪摆脱不了其基督教徒身份和美国人背景的约束。　　在这场跨文化活动中，艾迪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艾迪试图将西方文化的内核——基督教精神——移植到中国，但由于东西方文化背景迥异和近现代中国背负着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致使他的理想落空。　　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艾迪只是中国历史的旁观者，他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不可能有中国人一样的感受;作为一个传教士，艾迪不能认识到基督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起到的消极作用，以致他的思想无法适应20世纪上半叶风起云涌的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国政治环境，他的温和与改良主义的主张无法解决当时中国的阶级矛盾，也无法帮助中国人民破解民族解放的难题，无法充分动员中国人民投入到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来，要想成功阻止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蔓延更是奢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