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利,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制约侦查权、实现控辩平等、保障律师的辩护职能的发挥均具有重要意义。综观当今世界各国的立法,一般都对侦查阶段的律师会见权提供了充分的保护,并设立有一系列配套制度予以保障,如侦查人员的告知义务、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及律师的在场权等。我国1996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律师介入刑事诉讼程序的时间提前到“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据此,在侦查阶段,律师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律师可以会见犯罪嫌疑人并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等。显然,这一规定对于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具有重大意义,是我国刑事司法进程中的一大进步。但由于《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各种其他原因,导致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不能充分行使,以至出现“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刑事辩护难问题。针对这些现实情况,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以期使“辩护难”能够得到改观。但是,《刑事诉讼法》的修改迟迟没有进展;相反,2007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通过了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律师法》)的决议,并且已于2008年6月1日开始实施。修改后的《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中有关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等规定较《刑事诉讼法》均有较大变化,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新《律师法》的规定能否得到有效地贯彻施行?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规定不一致的地方在实践中如何解决?本文试图以侦查阶段的会见权为着眼点,具体分析新《律师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冲突的解决方案。本文共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侦查阶段会见权的功能及重要意义,论证保障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充分行使的必要性,并概要论述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行使的现状,包括行使过程中受到的会见时间、会见批准、会见内容及侦查人员在场等限制。之后,具体分析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包括中国一直以来“重打击犯罪,轻保障人权”的刑事司法理念、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控辩不平等的诉讼格局、侦查人员执法理念存在偏差、个别律师素质较低及《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等。第二部分对《律师法》修改后的司法实践情况进行简要概括并分析原因,重点总结司法实践中关于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关系问题的各种不同观点,分别对各种观点进行分析,进而提出自己的观点。第三部分总结新《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有关会见权的规定的具体冲突,包括会见的时间、会见的批准程序、会见的方式及会见时侦查人员是否在场等,能否进行监听等,并分别对每一个冲突进行分析,找出这种立法冲突的原因,及可能与此有关的相关制度的缺失及后果,并预期找到解决的办法。第四部分为小结,总结全文,重申自己的观点,对我国未来的侦查阶段律师会见权的行使情况进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