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乌托邦文学包含了乌托邦理想的发展和“反乌托邦”思想的轮回，丰富的作品已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探索提升到了一定高度。在中国，对于理想社会或理想国家建制的探讨并非占据文学作品的主流，但早在先秦就有了一些片段式的话语呈现。到魏晋时期，中国式的“乌托邦”理想蓝图在陶渊明笔下被描绘完整，《桃花源记》中“世外桃源”的全景意象不断被后世所继承和发扬。　　“意象”在中西文学传统中都是十分重要的艺术表现形式。本文对乌托邦文本中的“意象”进行研究，探讨中西乌托邦文本中意象运用的区别：西方乌托邦中的意象运用“各自为政”，中国式乌托邦中则存在“意象继承”。所谓的“意象继承”，即中国文学中通过“意象”来感悟诗歌的传统，在中国古典文学中被延伸到乌托邦的国家想象文本中，并且这些文本中的意象在历代文人的笔墨下得到认同和继承。以《桃花源记》和《人面桃花》两个文本为例，意象的继承体现在对“意象群”的运用和“桃花”意象的运用之中：首先，陶渊明通过“意象群”描述了一副具有诗意景象的世外桃源，而格非将“意象群”作为小说的一种书写技巧，成为故事的线索或信号。其次，在这些意象群中，二者共同之处是对“桃花”原始意象寓意的继承，陶渊明继承了“桃花”意象自古而来的理想生活意境的寓意，而格非继承了《桃花源记》中的对乌托邦理想设定的“桃源”意境。　　这种对“桃花”意象的继承源于它作为一种“原始意象”自古而来的象征寓意，而意象书写方式的传统则源于集体无意识的渗透。中国式乌托邦表面看来，通过意象进行隐晦的表达，是“向后看”和“逃避”的隐士思想，实则在意象继承中达到一种思想上的继承，进而也在历代的“士”对“道”的最高社会理想的追随中实现共同的国家理想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