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是文艺作品的重要表现对象之一,尤其在戏剧领域。新中国成立后,市民阶层散布在不同阶级中,其文学形象往往被阶级性、单位制遮蔽,因而很少被关注。但这一时期的市民形象有其特殊意义,能够反映城市文艺政策的变化、社会的单位化和去单位化进程。作为国家最高戏剧机构的核心刊物,《剧本》杂志长期以来是话剧、歌剧、戏曲剧本的主要发表阵地,其刊载的戏剧作品,广泛有效地反映了这一阶段市民形象的整体样貌。1952-1966年,一系列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导致戏剧文学领域里,市民形象的退场,“市民”被“阶级”取代。“个人——单位——国家”三位一体的格局使得个人“单位化”,其职业选择、家庭生活和性别特质都被打上国家和单位的印记。从城市空间来看,私人空间透明化和公共场所的边界模糊不清,皆折射出国家和单位全方位的管控。同时,由于剧作家的现实关怀,一些文本呈现出市民形象在集体主义和人性关怀之间的复杂暧昧状态。1979年复刊后,在许多剧本中,“人民”取代了阶级,单位转变为新的福利体制,,对个体的政治控制逐渐放松;“阶层”作为市民形象的新载体,开始兴起,金钱观念在国家为先的意识笼罩下获得发展,也为市民价值观的重建留下了空间。80年代末至90年代,高度世俗化的日常生活回归大众视野。城市空间功能嬗变,国家和单位从市民的私人空间退场。借助公共议题和消费文化,市民重建了公共场所。市民形象重新浮出地表,又带有阶级、单位制和国家为先观念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