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地区位于长江中游战略要地,有着丰富的行旅资源,游人流连于此。从唐代的地理文献中对山水形胜和人文景观的记载进行统计分析,可以看出主要的自然与人文行旅景观集中在,襄、荆、鄂为中心的夏路、次路驿纵向旅游线和以归、峡、蕲、黄州为中心的长江中游航线横向旅游线,古楚文化遗址,三国文化遗址、江汉文化景观、三峡自然景观、佛教禅宗文化景观点缀其中,多姿多彩的楚风楚俗与稻饭羹鱼的饮食特色是构成人口聚集的吸引力,也是荆楚地区文化在唐代繁荣的重要体现。地形地势的区位优势和唐代中后期逐渐发展迅速的经济和政治地位使得此地人口流动增大,进而促成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亭台楼阁的修建、驿馆设备的完善、水陆交通网络的完备、寺院数量的增多和旅游功能的开发为行旅者汇聚于此提供了客观条件,是荆楚文化得以传播和发展的必备因素。荆楚地区的经济发展在有唐一代经历了逐渐上升的过程,在“扬一益二”的长江航运经济带中间位置的带动作用下,带动着荆楚地区的转运商贸的活跃,以襄、荆、鄂、州为代表的长江航道上重要节点,成为来往公私商船的必经之地。本地丰富的农业、手工业产品,为吸引商人来此交易提供了内在动力,区域内便捷的水陆交通连接了长安、洛阳、楚州、扬州、广州、益州等重要的对外贸易路线节点,荆楚地区已发展成为西北内陆丝绸之路和东部海上丝绸之路的的出发点,国内外商旅的聚集是唐代荆楚地区经济强势的重要表现。以荆州为中心的佛教传播活动引得众多信徒僧侣汇集于此,形成了僧侣云集的场景。均州武当山与衡州南岳衡山则集合了风景独绝的自然环境与佛道教文化传统,在浓厚的宗教文化积淀下,成为唐代南方宗教发展的中心区域。科举制下干谒活动的盛行使得文人士子纷纷奔走远游,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愈演愈烈,幕府逐渐成为吸引士人入仕的重要途径。无论是干谒远游还是入幕远游,在去向选择上集中于荆襄地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以荆州、襄州为中心的荆楚地区在全国具有较高的政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