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以内蒙古通辽市白村为个案，在历史的延续性中对该地区灌溉技术的发展进行回顾、描述和分析，并在经验层面上对结构性条件制约下科尔沁蒙古族农民技术选择的特点、机制、策略及其后果展开讨论。本文研究试图实现宏观政治结构与微观社会生活的互动和对话，在现代农业技术与传统知识体系的关联性中探讨后税费时代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困难的原因并得出结论，即在资源、环境的制约下，科尔沁蒙古族农民的节水灌溉技术选择是基于生计模式和地方性知识，在体制政策和乡村社会结构的双重制约中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历史经验表明，科尔沁地区农耕文明的兴起与灌溉技术的发展并非发生于当地社会，并非基于资源、环境压力的主动选择，而是由于牧业经济本身不稳定性及蒙古族本身的经济生活需求等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体制政策变迁、汉族移民等外来因素支配下被动变迁的结果。清末以来，科尔沁地区农耕文明的加速与灌溉技术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农牧经济双方需要而互补的一种结果，但更大程度上是体制因素影响的结果，是国家政权不断向科尔沁地区渗透和进行资源配置、将内地过剩人口向北部边疆新土地转移消化的结果。　　 税费改革以后，国家利用农业技术下乡，在为农民提供支农资金和技术服务的过程中，将国家力量渗透于农民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从而实现国家在农村社区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的扩大。在自上而下的农业技术推广过程中，节水灌溉技术推广成为了国家权力下乡的工具，权力逻辑慢慢成为了节水灌溉技术推广的典型特征。节水灌溉技术的初衷并不体现农民的技术需求，因而其推广也得不到农民的认可。此外，由于乡村组织的缺失、水利设施私人化和市场化、不合理的农地制度安排等体制政策因素，支农资金下乡和技术服务推广使得村落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从而影响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在节水灌溉技术推广过程中，科尔沁蒙古族乡村社会有其独特的应对策略。在科尔沁蒙古族乡村社会由半农半牧向纯农耕形态的转变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自然社会资源和特殊的社会文化传统，从而形成独特的生计模式和灌溉技术需求。在技术推广过程中，农民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安全感与日俱增，从而导致节水灌溉技术推广困难和地下水资源的破坏性开采。因此，在一个灌溉历史并不长的蒙古族聚居地区，我们需要寻找到现代农业技术与本土知识体系的最佳结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