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母题是维系民间说话结构的不可或缺的功能单位。综观中韩对禁忌母题的研究，有从传播学领域研究其起源的业绩；以变异和分布为中心的结构分析、意义及功能的研究；还有发掘传承集体的意识结构等。但以上研究只局限在个别说话，即使是涉及一系列说话的研究也是限定在中国和韩国的某一面。可见，中韩禁忌母题的比较文学研究之所需。基于此，笔者首先越过民间说话类型的限制，把可接触到的中韩禁忌说话根据禁忌母题的类型进行了分类。即分成禁淫、禁触、禁视、禁界、禁时、禁言、禁性、忌讳、禁欲等9种。然后对有关图腾、民俗，宗教的禁忌母题，结合社会学、心理学进行了比较解读。有关图腾的禁忌母题是由对图腾的禁触、禁视等母题构成，表现了中韩各自的图腾保护意识。如中国是由龙、狗、狼、鹿等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图腾构成违禁对象。韩国则集中表现为熊、老虎、蛇等民族图腾和信仰神。虽然以上两个民族都是通过违禁者伤害图腾动物并受到惩罚的逆说性创作方法表现了图腾保护意识，但在中韩禁忌说话中共同存在的图腾动物之立场和角色不同。如鹿在中国禁忌母题中是受害者，在韩国则是设禁者。虽然韩国出于山神信仰和生产价值对鹿有敬仰之情，但比起中国以逆说性手法反衬出的重视度稍有逊色。另举一例，龙在中国禁忌母题中是被动受害的角色，而在韩国是主动违禁的角色。韩国只是借用龙女形象及龙宫这一环境表现对女性的性禁忌；中国则通过本民族龙图腾的刻画强调本土王侯将相之尊贵。其他出现不同图腾的禁忌母题可看作在多民族和单一民族这一大前提下各自生活环境的派生物。中韩禁忌说话中有关民俗的禁忌母题带有很浓的土著性。这一禁忌母题多表现原型象征和集体无意识。但具体而言，在中国的禁忌母题中多出现与生产活动和生活环境关联的动植物；韩国则出现熊、老虎、蛇等带有原型性质的雄壮、可怕之物。且中韩两民族都相信灵魂与人的交感并把接近迷信的禁忌移到禁忌母题中，但相对中国怀着对杂鬼(灵魂)的恐怖感刻画违禁对象来表达对神灵的忠诚而言，韩国则把对生存的紧张和重视与违禁对象联系在一起。总体上说，有关民俗的禁忌母题多是两民族日常生活的反照，因而表现得大同小异，这突出表现在性禁忌母题中。再者，在禁忌母题的衍变上，中国多出现在除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中；在韩国则多繁衍在汉城以外的其他地方。笔者把有关宗教的禁忌母题分析分成儒教、佛教、道教与禁忌母题。具体而言：由于儒教代表着中韩两国的主流文化，在禁忌母题中也多倾向于道德价值的实现。即儒教把社会道德的教理融进禁忌母题中。如果说中国的禁忌母题主要体现了儒教的‘仁’、‘孝’、‘理’；韩国的禁忌母题则主要表现为对女性的性禁忌和社会进出禁忌。在有关佛教的禁忌母题中，笔者用佛教‘五戒’进行了阐释。其中杀生、奸淫、偷盗性禁忌母题引人注目。在中国和韩国有关奸淫的禁忌母题占得比例虽多，但就设禁这一环节的省略情况来看，中国的禁忌母题更为生硬。有关杀生的禁忌母题主要指图腾杀生禁忌，因此中韩两民族的地方色彩很浓。在偷盗性禁忌母题中，中国是由物质欲和性欲驱使的禁忌母题各占一半；而韩国多是由纯性欲和感情嫉妒引发的违禁母题。另外，在韩国的佛教禁忌中有中国佛教禁忌空缺的‘妄语’这一条。相当于‘禁言’。而且发现中韩禁言禁忌母题的数量非常悬殊。这揭示了中韩不同的违禁趋势和自我省察。换言之，在有关佛教的禁忌母题中，除了奸淫性禁忌母题，其他‘四戒’表现了中韩禁忌意识及生活习惯的差异。道教作为中国的大型民俗宗教，其在禁忌母题中的表现多样。韩国把中国道教的宗教意义和固有的巫俗实用意义结合了起来，因此在道教戒律的规定上与中国不同。如‘妄语’在韩国属于佛教禁忌，在中国则属于道教禁忌。所以在禁忌母题中，设禁者也以不同教派的神出现。在道教禁忌母题中引人注目的就是有关道教徒的生活及修炼过程的禁忌表现。相对中国道教禁忌母题较正规且多样，韩国的禁忌母题多与生老病死、消除灾害等日常生活紧密相连。总之，中国的禁忌母题在表现反面人物的违禁及受惩这一环节中较严酷、生硬；而韩国的禁忌母题在刻画突然转变的反面人物违禁、受惩罚等环节中运用了讽刺加风趣的手法。这表现了中国百姓正反对比的思维习惯及道德规则；韩国百姓的乐观处世之态和灵活运用的思维。禁忌母题是研究人类学的文化元素，笔者通过对中韩禁忌母题的宏观比较初步揭示了他们的习惯、行动样式、意识等。相信今后对以上个别禁忌母题的详细性比较会继续进行并获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