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绅士是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和功能的社会群体，享有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特权。而自19世纪中叶以来，绅士阶层的传统机体逐渐发生分化和转型，并渐趋衰落和消亡。在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在经历了困顿与迷茫之后，中国绅士的主流部分以其历史责任感与自身的素质和修养，率先在政治、经济、教育、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展开了救国救民的实践。 本课题选取汲县近80余名绅士在近代的探索为个案进行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在他们身上所显示的群体性、主动性，具有全国普遍性；一是在全国绅士普遍劣质化的同时，汲县绅士却出现了弱势劣质化，具有特殊性。这近80余名绅士在文化教育上群策群力办学社、设学堂、辑书编报纸，以启迪民智；在实业方面以绵薄之力开展办纱厂、组建垦植社、收回利权等活动，以达到“实业救国”之目的；在面对家乡父老时，他们热衷于地方慈善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又起到了稳定社会的作用，在潜移默化中也引领了地方社会风尚。 总之，清末民初，在政府控制力衰退、社会动荡不安时，近80余名汲县绅士仍不忘自己千年“官民中介”的身份，在多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由于其革命的不彻底性，使得他们的付出大多付之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