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历史原因,林语堂研究在中国一直处于漫长的"冬眠"状态,尤其是对翻译大家——林语堂的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则更近乎空白,这与林语堂先生在中国新文化、新文学等领域的历史地位和卓越贡献是极不相称的.鉴于此,该文从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标准、翻译文化观和文学翻译美学观三个方面入手力求对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思想和实践活动进行梳理和研究.该文第一章对传统译学的翻译标准和林语堂先生的翻译标准进行了分析、比较,揭示了传统译学的弱点及其原因,重点探讨了林语堂先生对译学翻译标准传统模式的突破.中国传统译论通常有重感悟、轻分析的特点,往往寥寥几字加以概括,在理论上缺乏科学的分析,在实践上难以把握.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的"化境"、傅雷提出的"神似"都有类似的特点.林语堂先生翻译标准的重要价值在于对其提出的"信达美"三标准的论证过程,即站在语言学和心理学的高度来进行分析、推理.在翻译术语的界定上也推陈出新,指出"直译"、"意译"等术语定义的模糊性,推出"句译",并加以清晰的定义,在实践上更加可行.该文第二章分析了现代中国翻译文化观中以鲁迅为代表的欧化派和以辜鸿铭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派的产生、根源及其表现,着重研究了林语堂先生的和谐的、中西交融的翻译文化观.林语堂先生对中西方两种文化的深入了解、驾驭使得他能更客观、公正地对待两种文化,更深知文化之间的交融互补性.其文化观反映在中国文化的译介策略上是归化,以我为主,尽量以本色文化示人,尽量保持原汁原味.该文主要从林语堂先生对文化词汇的把握方面来反映他独具一格的文化传播观.林语堂先生的美学观深受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和克罗齐美学观的影响.该文第三章以林语堂先生的诗歌翻译为切入点从美学的两大要素:审美客体、审美主体来阐述他的文学翻译美学观.翻译审美客体涉及的是文学作品的可译性、不可译性问题、文学翻译的内容美和形式美问题.内容美和形式美相辅相成,是一个辨证统一体.内容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林语堂先生主张诗歌翻译"意境第一",内容居先.同时形式美也不能忽视,提倡中诗英译不求押韵,但其诗歌翻译实践表明他对形的表现也是非常重视的,他通过多种方式来再现中国诗歌英译的形式美.在翻译审美主体方面,该章主要以译者为研究对象,从对译者的要求和译者的个人风格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林语堂先生是中国文化传播的先驱,是中国翻译史上一位很有创见的译论研究者.林语堂先生翻译思想和实践的研究对于目前翻译理论和实践的走向,对于中国文化的译介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