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作源头性的考察和研究,以出上文献(甲骨刻辞、铜器铭文)和传世文献(今文《尚书》、《周易》、《逸周书》)中属于殷商西周时期的作品为基本文本,系统地探讨了殷商西周时期散文文体的发展演变轨迹。本文分为两编,共八章。根据殷商西周时期散文文体发展的历史状况,从宏观上将其划为两个阶段,认为殷商是我国古代散文文体的萌芽时期,西周是我国古代散文文体的成长时期。论文上编(第一至三章)是对殷商时期散文文体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殷墟甲骨刻辞、殷商铜器铭文、今文《尚书·商书》；下编(第四至八章)是对西周时期散文文体的研究,研究对象包括西周甲骨刻辞、西周铜器铭文、《周易》卦爻辞、今文《尚书·周书》及《逸周书》中属于西周时期的作品。本文重点探讨文本在发生学意义上的文体属性,在对具体文本进行系统梳理和考察的基础上,采用以功能为标准的分类原则,将殷商西周时期的散文分为“占”、“告(诰)”、“命”、“卜”、“表”、“记”、“约”、“典”、“训”、“誓”、“论”十一种文体。分述如下：一、占。指记录视卜兆断吉凶之事的文辞。这种文体用于占卜场合,见于殷墟甲骨刻辞和西周甲骨刻辞。殷商时期的“占”文应用频繁,内容丰富,历时较长,使用者主要是殷王,少数为大臣。至西周早期,“占”文使用明显减少。二、告(诰)。指记录君臣告祭神祖、君王诰诫臣属、臣属告诫君王、臣属禀告君王、臣属相互告谕、臣属告知晚辈等内容的文辞。这种文体见于殷墟甲骨刻辞、西周铜器铭文、今文《尚书·商书》、《周书》以及《逸周书》中属于西周时期的作品。其中西周铜器铭文中载录周王告祭先王的“告”文虽仅见二例,但其文字渊奥宏朗,语多用韵,表明至迟在西周晚期,有关告祭先祖之类的“告”文已臻于成熟。而殷墟甲骨刻辞中的王告臣属之“告(诰)”,实已接近于后世之“诰”,可见后世之“诰”体至迟已十殷商时期发其端倪。今文《尚书·周书》中的“周初八诰”,则标志着“诰”体散文在西周早期已经发展成熟。记录臣属禀告君王的“告”文,其内容及体制较记录君臣告祭神祖的“告”文更为丰富灵活,可看作后世之上行公文在萌芽时期的产物。三、命。指记录上对下发号施命的文辞。这种文体见于殷墟甲骨刻辞、西周甲骨刻辞、西周铜器铭文以及今文《尚书·周书》、《逸周书》中属于西周时期的作品。总的来看,“命”文用于朝政场合,经由殷商、西周的长期应用,至西周晚期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四、卜。殷墟甲骨刻辞中的“卜”文,指不能归入“占”、“告”、“命”的卜辞。其数量庞大,内容十分丰富。本文着重探讨了其中较具代表性的、历时较长的五种内容即祭祀、巡行、田猎、征伐、卜旬中的部分卜辞,以见出殷墟甲骨刻辞“卜”文的体制特征与流变过程。《周易》卦爻辞中的“卜”文,指或载录事物、必著以判断吉凶之语的卦爻辞,其性质与甲骨卜辞相类。五、表。指殷墟甲骨刻辞中载录“干支表”、“商王世系表”、“贵族世系表”的记事刻辞。较同时期的其他文体而言,殷墟甲骨刻辞中的“表”文结构相对简单,使用范围过于狭小。随着殷商王朝的灭亡,这类文体也就消失了。六、记。指载录记事言辞之文。这种文体在殷墟甲骨刻辞中已出现,经由殷商西周时期的长期使用和发展,渐趋成熟,并为后世的叙事文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七、约。指载录内容与法律文书相关的文辞。这种文体见于西周中、晚期铜器铭文。按其所反映主要内容的不同,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治地之约；(二)治民之约；(三)治律之约。八、典。指载录君臣言辞可作为后世治国法典之文。这种文体见于今文《尚书·周书》,现存两篇,即《洪範》和《吕刑》。前者具体论述了统治国家的大政方针,被视为帝王之术,自西汉以后,受到历代封建帝王的推崇；后者提出了刑法的具体内容与实施原则,记载了西周时期的刑法制度,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而又较为系统的法典。九、训。指记录训导言辞之文。今文《尚书·商书》中的“训”文现存一篇,即《高宗肜日》。此文记录殷王祖庚肜祭武丁时,祖己训导祖庚的言辞。另有一例见于西周早期铜器铭文,即《叔趯父卣》。此文记录叔(?)父对焂进行训导的言辞,出自肺腑,情意深远。十、誓。指载录战争誓词之文。今文《尚书·商书》中的“誓”文现存一篇,即《汤誓》,为汤伐桀灭夏的出征誓师词。今文《尚书·周书》中属于西周时期的“誓”文现存两篇,即《牧誓》、《费誓》。前者是周武王在牧野与商纣王的军队进行决战之前的誓师词,后者是周公之子伯禽率师讨伐淮夷、徐戎叛军之前,在费地对出征将士所作的誓师词。十一、论。指载录议论言辞之文。这种文体见于《周易》卦爻辞。按是否记有断辞，可分为载录断辞、不载录断辞两类。前者数量较少,所记断辞有的位于议论之辞的中间,有的位于议论之辞的首尾。后者数量相对较多,言辞简短,虽无“论”之名,却有“论”之实,开启了后世“论”体散文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