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内部的不平衡，表现为小说的上升与诗的下降。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近代以降的语言运动及其建基于上的文学革命，来尝试理解新诗之现状根源于语言方面的历史原因。“言文一致”的内在欲望贯通这一系列运动。文章从三个方面，揭示中国文学言说方式从“文”向“语言”之转变的历史建构过程。　　中西接触所带来的语言碰撞使得一种“言文关系”之表述得以在汉语中确立。汉语从小学的言说方式转向了语言学的言说方式。一旦确立了语言学的言说方式，本为汉语之中心的汉字随即成为记录语言的符号。这也导致了汉语工具观的确立，并影响了之后的一系列语言与文学运动。晚清知识分子一系列的语言宣言，呈现出以“经”为中心的认知方式的破裂，以及言说方式转变之后的历史重述。　　白话文的兴起，依照同样的“言文逻辑”，因此古文必然要被排除。晚清白话与文言经历了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语言”还没有真正侵入“文”（诗）的领域。翻译也是从“文”向“语言”之转变的动因之一，本文比较了日语之“音译”与汉语之“意译”的不同。最后，在真正涉及到文学言说方式的“语言化”之前，重新讨论了汉语“言文一致”的龃龉。　　从“文”到“语言”之转变形塑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分析围绕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两篇文论。通过逐一分析“八事”中与文字形式相关的部分，表明胡适初期所受“文”之牵制所采取的改良口吻。而在几年之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的文学言说方式转变为彻底的“语言”方式，比如从“作文”到“说话”。　　中国现代文学言说方式之转变或许只是某种观念领域的转变，因为一旦使用汉字写作，就必须面对“文”的牵制。中国文学在经历百年之后，或许该重新寻找一种既不同于移植自西方的“语言”的言说方式，也不同于中国传统“文”的言说方式。重新命名一种新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