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2月，“浙江大学法律评论2002专刊”以《返回法的形而下》为名由法律出版社出版。作为浙江大学法学理论学科点的口号，“返回法的形而下”与“从宏大叙事到微观论证”、“反思‘大词法学”’、“法律文化论”、“民间规范论”和“法制现代化理论”一起，构成了法学理论学科的多元走向。然而，法学理论界虽然提出“返回法的形而下”，然而对“形而上学”却缺乏明晰的认识，具体表现在《返回法的形而下》前言中以孔德“历史阶段论”论证“返回法的形而下”的情形，而孔德“历史阶段论”无非是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所以，这是一起以形而上学的方式反对形而上学的“乌龙事件”。而在对形而上学缺乏认识的法学理论界，这一“乌龙事件”无非冰山一角。　　因此，有必要重审形而上学以及以形而上学为核心的哲学，驳斥“法世界观”和“文史哲不分家”等流行的观念，并将法哲学置入“科学—逻辑—神学”三重规定的哲学观念中。借助国内哲学界30年来的研究成果，重思三大哲学关键词ontology、 idea和idealism，将ontology由“本体论”改译为“是学”、将idea由“理念”改译为“相”或“象”，将idealism由“唯心主义”改译为“抽象主义”，并论述“是学”与“知识学—认识学”、“神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以及“法理学”的关系，给出一幅以“是学”为核心的完整哲学图像。如“是学”与“知识学—认识学”的理性主义根源;“是学”中的“是”(Being)与“基督教神学”中的“神”(Dues)的同一关系;“是学”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形而上学本性;我们更可以通过“是学”划分“伦理学”和“法理学”，分出“有是学的伦理学”和“有是学的法理学”，以及“无是学的伦理学”和“无是学的法理学”。“无是学的伦理学”正来自美国哲学家普特南著作《无是学的伦理学》，而在现在这个“后形而上学”的时代，法学理论界同样需要“无是学的法理学”或“无是学的法权理论”，也同样是“返回法的形而下”的理论追求。　　“有是学的法权理论”肇始于柏拉图《理想国》，“纯粹法哲学”只关注法权的主张方式，或者是基于概念形而上学的，还是基于经验和公意的，故只专注《理想国》中定义（概念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以及定义“正义”的种种尝试。而正义却是无法被定义的，定义正义乃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之弊，基督教神学和种种自然法学说，同样要以定义之正义统御人间之法律，如以作为道德宣称的自然法生发作为现实法律的教会法。而正统马克思主义自诩“放之四海而皆准”，具有与大公教会“教会之外无救赎”相同的普世情怀，而在华夏千年政教合一的世俗神圣传统下，正统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宗教性的官方意识形态，而正统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护教神学，而“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则成为法律神学。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崩溃，而1991年苏联解体则标志着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破产，甚至在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如今也已经终结，在现在这个“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法学理论界是否应该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转到“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马克思主义法理学”是形而上学的法权理论，而“后马克思主义法理学”将是“无形而上学的法权理论”或“无是学的法权理论”。　　与“有是学的法权理论”不同，“无是学的法权理论”无视《圣经》和“四书五经”的权威，尊重法律经验和社会公意，将法律视为沟通理性下的公意和为社会公意服务的公器，法律等实践理性无需形而上学和神学的基础，如亚里士多德身为《形而上学》的作者，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向我们展示了尊重经验的实践理性。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论自由》和《论有神论》中，同样向我们展示了不借助宗教资源的政治学说和宗教学说，而身为无神论者的罗蒂，更主张现代社会需要“民主先于哲学”的精神，这同样是“无是学的法权理论”的内在精神。　　如今，距“返回法的形而下”提出已有十年，在这个“后形而上学”和“后马克思主义”的时代，有必要重提“返回法的形而下”这一正确的口号，修正其中对形而上学的误读，使其以更完满的姿态走入法理学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