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国家统计局，2017年全国城镇化率为58.52%，其中上海、北京和天津城镇化率位列前三，分别为87.6%、86.5%、82.9%，可见我国各城市的城镇化率均未达到饱和，还有上升空间。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党的十九大报告等都强调“新四化”的同步发展，并将“城市群”作为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城镇格局的主体形态。其中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关键组成部分，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的融合发展不仅是探索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新要求，也是新时期新阶段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　　京津冀城市群作为我国北方经济规模最大、活力最强的地区，在引导国家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区域发展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不平衡问题，因此明晰“两化”发展互动关系及其耦合协调发展情况，对促进京津冀城市群总体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本文有别于传统以“京-津-冀”三体为研究对象的视角，立足于城市群研究视角，将京津冀城市群的13个城市作为独立单元研究，在理论分析“两化”耦合发展内涵和发展模式的基础上，通过分别构建“两化”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定量测度其2006-2016年间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两化”互动关系及其耦合协调发展情况，以期为京津冀的协同发展及“两化”耦合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本文首先通过对京津冀城市群2006-2016年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测度，发现：京津冀城市群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水平在时间维度上总体呈向上增长态势，其中信息化增长趋势为低速增长逐渐向高速增长过渡，而新型城镇化则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且在2012-2013年由于环境质量的大幅下降出现城镇化“倒退”现象；在空间维度上，不管是信息化发展水平还是城镇化发展水平，各区域发展差异明显，其中北京、天津优势显著，河北省内石家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位居前四，其他地级市则相对落后。然后，在对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的基础上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格兰杰因果分析、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进一步分析“两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发现：经济的发展可以促进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信息化发展既能促进经济发展也能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新型城镇化的进步能带动信息化向更高程度发展，但对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不如传统预期作用大，且相比较而言信息化对新型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更强。最后，通过建立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京津冀城市群在2006-2016年间信息化和新型城镇化之间的耦合协调情况，发现：在时间维度上，耦合协调发展度呈逐年上升态势，存在“耦合协调度缓慢稳定增长期”和“耦合协调度增速加快期”两个阶段；在空间维度上，北京、天津“两化”耦合协调发展度较好，总体处于优良协调状态，石家庄、唐山、廊坊和秦皇岛则逐渐从失调状态向协调阶段发展，沧州、邯郸等地区的耦合协调发展较差，处于失调状态，总体来看具有“两化”协调发展的城市范围在不断扩大、区域耦合协调发展差异较大、大多数城市属于信息化滞后型和各别城市“两化”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发展不统一的特点。另外，利用?收敛检验方法发现近年来京津冀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差异在逐渐缩小，表明京津冀的协调发展具有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