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入宪对我国环境治理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以往“重行政轻司法”的环境保护模式下,我国环境问题依然严峻。同时,随着社会对环境权及环境请求权的理论认知不断深化,公众开始将环境案件诉诸司法以维护环境权益,实现环境正义。而传统的审判模式却无法有效应对具有复杂性特点的环境案件,因此环境司法专门化被提上日程并在我国普遍推行。从实践效果来看,环境司法专门化契合了环境案件的特征,在追究环境违法者的法律责任、预防生态环境污染以及修复受损环境方面彰显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特殊价值。文章首先描述了环境司法专门化提出的背景,说明走环境司法专门化道路的紧迫性。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梳理了我国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基本内涵,本文取其狭义概念进行研究,厘清基本的构成要素。然后从协同共治、环境权以及司法能动主义三个维度阐述其推行的理论基础。同时,结合环境司法专门化在处理环境纠纷中的价值,充分证明了环境司法专门化的合理性、必要性。文章第二部分主要就推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规范性依据进行系统的分析。制度构建的合法性,是法治建设的基本要求。因此,对环境司法专门化进行规范性分析尤为重要。本章主要从宪法依据、法律依据以及地方性规范依据三个层次展开,以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的设置、环境诉讼程序两个维度为视角进行规范分析。从宪法至法律层面讲,设置专门的环境审判机构有较为充分的法律依据,然而针对环境审判机构具体的受案范围、管辖、事实的认定、判决的执行等程序方面仅能找到地方性规范文件作为程序性依据,缺乏效力较高的、统一的法律规范作支撑。基于此,要及时完善对环境司法专门化的程序性规定。文章第三部分从实证角度入手,从表象的审判机构的设置、审判队伍的配置情况到较为深层次的环境审判机构的司法审判实践情况,由表及里进行探究。在环境司法专门化推行的过程中,各地区的环境资源审判机构在具体的环境审判、执行措施中充分发挥了司法创新精神以及环境司法理念,对生态环境的维护和改善具有促进作用。同时,本文亦看到了环境司法专门化存在的问题。文章最后一部分就环境司法在规范依据以及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呈现的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回应。主要从完善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规范依据、推动环境公益诉讼与审判机构体系建设以及构建三审合一的审判模式三方面提出了建议。同时也强调了在完善环境司法专门化的过程中应构建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