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清代乡土社会民事调解制度的解读不应耽溺于从静态的视角去分析,而应当具备一定的空间视域和时间视域,并注重考察该制度的动态运行机制以及其配套制度的设置及文化价值观的支撑,以期深入参透该制度的运作机理。第一部分的文献综述,笔者撷取国内外诸位学者对于清代民事调解制度的研究精华以作铺垫。在此基础上,本着推进研习清代乡土社会民事调解制度的初衷,依着研究视角的兴趣导向和研究能力的量力而行,以个案解读的形式进行观点阐发。第二部分重在考察兄弟讼田案的事实真相与调处策略。通过勾勒本案发生的宏观背景与描画本案发生的具体场景,衍生出对本案处理的种种疑问并引申出清代乡土社会民事调解制度研究的种种可资商榷之处。第三部分重在考察清代乡土社会民事调解制度的制度土壤。第四部分重在考察清代乡土社会民事调解制度的文化土壤。第五部分重在考察清代乡土社会民事调解制度的运作机制。笔者偏颇地集中分析清代乡土社会民事调解制度运行顺畅的原因并试图厘清其内在脉络。窃以为,清代乡土社会民事调解制度更应被视作一种社会治理模式,以息讼安民为要旨,权利有分只是间或采用的话语工具。这种治理模式深得被层层分权的家长集团的拥戴与贯彻,也被久已禁锢在宗族乡里并深具尊卑有等思想的小民百姓所安然接受。如此一来,在具体的调解过程中,调解工作的走向与调解结果的达成就完全被家长集团所主宰。这就注定了这种调解是以消除纷争、恢复和谐为要义的,纠纷主体的实际权利亏损与应然的权利归属并不重要。为了达到调解工作的顺理成章,礼就当仁不让地成为调解最重要的规范依据。礼的涵摄广泛性以及由内而生的强制力使得礼成为清代乡土社会民事调解的最重要依据。而在礼义教化的过程中,小民百姓根本缺乏是非分明的权利理念,权利忍让成为常态,这就更加促进了调解结果的达成。为了达到调解息讼的目标,清帝国又兼采多种调解形式,一方面通过多元调解的轮番轰炸来实现纠纷主体的自愿息讼,另一方面通过官民联动的调解机制来保障调解结果的达成。本着稳定治理、安定百姓的目标,调动规模庞大的家长集团,依据涵摄广泛而又深具强制力的礼,兼采多种形式而又以官方调解为最终保障的调解。在这种情况下,小民百姓自然会由内而外并由外而内以和为贵并接受虽然有实际权利亏损的调解结果。最后一部分重在建构传统调解制度的法治化新生。一方面通过对比调解语义的变化、调解工作制度背景、文化背景的变化来解读当代调解制度运行受阻的原因。另一方面通过对社会结构及社会演进规律的考察来建言调解制度的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