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资产投资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是宏观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微观企业价值提升的必备条件。而长期以来，我国国有企业存在着固定资产投资决策不科学、盲目扩张规模、投资效益低下情况，既妨碍企业健康发展，也直接影响宏观经济的平稳、高效运行。基于固定资产投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重要意义，本文从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实际出发，运用文献阅读、理论分析、统计检验等方法，从公司的财务和治理特征两方面，对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规模的确定进行研究。　　现有的相关研究往往从某个投资决定理论出发，关注单个因素对投资规模的作用，无法系统回答公司投资规模由哪些因素决定，也不利于增强模型对现实问题的解释能力和适用性。同时，现有文献中股权结构对公司投资规模的影响被研究得相对充分，而公司治理中诸如董事会治理机制及经理报酬激励等，是否影响投资规模及影响机制如何，均有待进一步研究。要考察西方投资理论在我国的适用性及我国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规模确定的特点，必须结合制度背景和国有上市公司的特征。本文在文献回顾后分析了我国投资体制改革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状况，并对国有上市公司在融资、内部治理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行为方面的特征作了初步描述。　　本文对公司投资规模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部分，从基于资本市场完美的新古典投资理论模型出发，探讨公司价值最大化条件下的投资规模确定;再引入资本市场的不完美及各种融资方式所伴随的信息不对称，结合现有理论和国有上市公司特征，探讨上市公司各种利益相关者间的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及其可能导致的偏离价值最大化的投资规模（主要指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　　本文将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规模的影响因素归结为公司财务和公司治理两方面，并利用国有上市公司的公开数据，分别进行了实证研究。对公司的财务特征因素，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长短期的投资机会、内部现金流、现金存量和负债融资显著影响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确定，且非短期经营性负债（银行借款和长期负债）和短期经营性负债对投资规模的影响作用不同。此外，本文借助公司规模作为公司融资约束程度大小的划分依据，对样本公司进行的分组研究显示，我国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更多地是管理层代理问题、而非内源融资约束的体现，因而国有上市公司更可能表现出投资过度。　　对公司治理影响因素，本文密切联系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决策过程，分析出在投资决策中发挥影响的股东、董事和经理三方及各自的作用机制，并分别研究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及经理报酬激励对投资规模的影响作用。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一定的股权集中度、董事会会议次数、独立董事比例及高管持股等治理机制对国有上市公司的投资规模确定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