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经济中，各国政府债台高筑已成为普遍世界现象。对于大部分国家来讲，债务既带来过经济迅速增长的喜悦，也引致过经济萧条的痛苦。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赤字在短期内使经济增率提高，但长期财政赤字积累的政府债务仍会严重影响经济的发展。政府负债是能够缓解财政危机还是会积聚财政风险演变危机关键在于负债规模是否适度、债务结构是否合理。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国家债务危机正好警示和强调了政府债务结构管理的重要性(Reinhart，Rogoff and Savastano，2003)。然而，直至最近，学界对于政府债务问题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债务规模是否在警戒线范围内，较多关注债务的性质及其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对债务的结构性特征及其对经济运行风险的关注却很有限。因此，在整体把握政府债务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同时，从内外债规模结构、债务期限结构、债务币种结构、债务利率结构等角度深入剖析政府负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而提出政府优化债务管理的对策，不仅是学术界需要迫切解决的问题，而且也是世界各国化解政府负债结构性风险，防范新一轮危机的重要路径选择。　　基于目前国内外理论研究的现状及拉美主权债务危机与近期发达国家几乎整体性陷入债务危机的现实，论文在简要综述与分析政府债务作用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及机制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关于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成果，以OECD的34个成员国2000-2009年数据为样本，不仅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对其政府债务总体规模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分析，而且就政府债务结构视角分别对政府内债、外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深入研究。为了验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印度)在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呈现的区别(Reinhart and Rogoff,2010)，论文以中国1981-2010年数据为样本，对中国政府债务总体规模、内债、外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借鉴国外关于政府债务挤出效应的相关研究，重点对中国政府债务的“私人投资”挤出效应进行了探讨。最后，以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结论为参考，论文着重从债务规模控制、管理体制的完善、债务结构合理化等角度提出OECD成员国与中国政府优化债务管理的对策建议。与研究内容相对应，在研究方法上，论文研究主要采用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系统分析与比较分析相结合的分析方法。　　梳理、归纳不同时代的政府债务理论不仅可以为相关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依据，而且还能够为有关的规范研究提供参考。尽管国内大多数学者将政府债务理论划分为债务有害论、债务无害论、债务中性论、债务负担论等四种流派。然而，不同学者关于政府债务的学说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系统性，以某种倾向性观点来概括的做法难免有些偏颇。因此，论文主要以历史进程为主线，以代表性人物或集大成者为分类依据，结合亚当·斯密、约翰·S·穆勒、卡尔·迪策耳、大卫·李嘉图、凯恩斯、詹姆斯·M·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债务理论，辩证分析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并重点从社会需求与供给的角度探讨了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短期”与“长期”作用机制。从短期来看，政府债务主要通过消费与支出两种途径作用于经济增长，且必须满足“公众具有财富幻觉”与“价格粘性”两个前提假定;从长期来看，政府发行债务主要通过影响资本、劳动力、生产技术等要素而作用于经济增长。但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政府债务资金投向的合理化是实现政府债务经济增长效应的前提，投资于消费性支出的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不会产生促进作用，反而还可能损害经济增长的效率。　　尽管目前关于发达国家债务危机的评论较多，但有关发达国家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研究的理论文献较少，而且关于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会产生负面效应的“临界值”、内债与外债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差异等主题的讨论也尚未形成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在探讨政府债务作用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机制的基础上，论文重点以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为背景，以OECD国家2000-2009年为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数据，不仅从债务总体规模角度分析了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且从债务结构视角分别比较论证了政府内债与外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为验证政府债务、金融发展及其他宏观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动态影响，论文在采用固定效应与随机效应方法估计模型的同时，选择了动态GMM方法对模型进行了估计。实证结果表明，OECD国家政府负债率、政府内债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拉弗”曲线关系。且政府负债率与内债率的临界值分别为88％与60％。即当政府负债率和政府内债率分别超过88％、60％，政府债务的边际经济增长效应将为负;政府外债率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且政府外债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主要是通过降低全要素生产率来实现，而非“投资”的挤出。政府内债占总债务规模的比率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即使政府负债率或政府外债率保持不变，政府内债占总债务规模比率的提高也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举债的谨小慎微到“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欣喜，再到近期社会各界“政府债务规模超过国际公认警戒线”的担忧，表明政府债务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愈来愈重要。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金融市场、制度、经济发展政策等宏观经济环境方面的差异，可能会影响政府债务作用经济增长的效果。在分析OECD成员国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基础上，论文重点以中国1981-2010年数据为样本，选择政府负债率、固定资本形成率、人口增长率等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对中国政府债务及其结构(内债、外债)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深入探讨，对比分析OECD成员国、中国在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关系方面的差异，为OECD与中国政府债务管理优化对策的设计提供参考。研究结果显示，从短期来看，我国政府负债率、政府内债率、政府外债率与经济增长呈显著相关关系;从长期来看，我国政府负债率、政府内债率、政府外债率与人均实际GDP增长率呈“拉弗”曲线关系。且三者临界值分别为80％、47％、35％。即当政府负债率、政府内债率、政府外债率分别超过80％、47％、35％，政府债务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将为负。因此，目前无论是我国政府债务总体规模还是政府内债规模、外债规模均在安全区间，还有一定的融资扩展空间。同时，我国政府债务不仅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还通过影响固定资本形成对经济增长产生作用，即政府债务存在影响经济增长的“间接渠道”。而且，因果关系分析表明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我国政府债务不仅为经济增长变化的原因，且这种关系是单向而非双向的，即经济增长不为政府债务变化的原因。　　政府债务的挤出效应是经济学研究的古老话题之一。由于我国非市场化的利率管理体制，通过研究政府债务与“私人消费”、“利率”的关系逻辑推断政府债务是否存在挤出效应的思路也许无法真正揭示中国政府债务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因此，在研究政府债务的经济增长效应的基础上，论文以中国1981-2010年数据为样本，选择私人部门固定资产投资率、资本价格、人均实际GDP、通货膨胀率、私人信贷率等变量构建时间序列模型对中国政府债务与私人部门投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在研究政府债务挤出效应的同时，通过私人信贷率与私人部门投资两变量之间关系初步验证中国是否存在金融抑制问题。实证结论表明，无论是从债务总体来看，还是从政府内债与政府外债角度来讲，我国政府债务对私人投资存在明显的挤出效应。政府负债率、政府内债率、政府外债率分别提高1％，私人投资率将分别降低0.54％、0.28％、0.23％。且私人投资率与私人信贷率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证明我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　　规范分析是实证分析的归宿，也是论文研究的实践价值之所在。以实证研究结论为基础，论文进一步从政府债务规模控制、管理体制的完善、政府债务结构的合理化等方面提出了OECD成员国及中国优化政府债务管理的对策措施。分析表明，政府债务规模过大、投向结构不合理、“统一的货币政策、分散的财政政策”的特殊货币财政体制是导致发达国家债务危机产生的主要成因;而我国政府债务管理则存在“重规模轻结构、多头管理、内外债相互割裂、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因此，主动进行财政改革与债务重组，降低债务规模;适当增加“生产性”领域的支出，实现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积极实施欧洲央行救助，突破欧元区特殊的货币财政体制困境;争取欧盟与美国等大国与发展中国家的救助，防止债务危机的暂时深化;增加教育与研发投入，培育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始动力等是OECD国家优化政府债务管理的有效选择。而“从规模管理转向结构管理，从多头管理转向归口管理，实现内债与外债统一管理，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则是优化我国政府债务管理的总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