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中央继续贯彻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政方针，为我国的渐进式发展提质增效，另一方面原有的经济高位运行态势将进入新阶段，速度放缓、回落已成为必然趋势。在这种国内形势深刻变化的当口，曾经粗放的实体经营模式面临剧烈震荡重组，国有企业作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经济参与主体也遭遇机制、体制、自我管理领域的反复考验，更暴露出了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却因改革红利等因素未曾根本性解决的问题，可谓“大潮退去，才知道谁在裸泳”。话虽不够贴切，甚至有所夸张，但能说明国有企业已经来到风险堆积必将有所爆发的特殊时点。为了应对这种情况，中央也花大力气解决国企难题，在供给侧改革和“新常态”的整体布局下，“三去一降一补”的措施着力淘汰集中于国有企业的落后产能、高耗能高污染设备，为后续升级换代腾出空间，同时降低债务和管理成本，降低系统性、长期性风险。不仅如此，围绕这一主题，中央还配套“组合拳”，进一步完善国企负责人薪酬水平和市场化环节，做好国企员工在前的适应性培训和在后的岗位调整等各项工作，既要保证日常生活来源，也要管控好长期的社会保障风险，起到稳固的全方位托底作用。2017年我国的各项经济指标也出现了许多企稳向好的迹象，但伴随的阵痛和教训更是极为深刻的，尤其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大量国企被关停、重组，大批员工需要重新培训，背后反映了国有企业的自我调节机制在改革初期的前30年并没有较好地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无法像私营企业一样通过降薪、裁员等手段直接有效地应对不利的外部环境。　　当前的理论研究中，国企的效率问题始终是国内外热点，国有产权控股、行政干预让国有企业不得不担负本应政府承担的社会责任，造成大面积冗员。而政府在预算、财政补贴、贷款、舆论、失业保险等方面的软预算约束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个乱象。间接导致了会计业绩薪酬指标在评价国企高管努力程度上的偏差，无法对国企高管进行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使委托代理关系恶化。　　需要强调是，我国国企改革之最终目的是为国有企业注入市场活力，使公司治理走上正常轨道，从而缓解委托代理问题造成的效率低下状况。特殊国情使国企长期背负政府的非经济任务，在保障就业和提供社会福利方面消耗甚多。通过本文研究，有助于政府减少财政补贴的使用，克服行政干预、产权过度控制的不良冲动，避免转嫁就业政策压力，建立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来促使国企释放超额雇员，进而腾出更多空间专注于经济性经营，提高业绩水平，确立独立自主的市场主体地位。而且本文证明了表面上追求所谓的就业指标把控只是因噎废食，发挥市场基础性配置作用实现转型升级才有助于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本文研究也得出冗余雇员的存在将降低高管薪酬与业绩本应正向的相关性的结论，所以减轻国企的社会政策性负担、规范政府行为对发挥薪酬契约在高管激励和约束方面的作用就显得举足轻重。　　我国拥有广袤的疆域和丰富自然资源，但这种地区性分布的不平衡造成了连锁反应，导致区域间经济腾飞速度和基本产业结构的差异鸿沟。一方面，这种宏观经济层面的失衡也反映到就业情况上来，影响着国有企业等微观市场主体的用工选择；另一方面，失业率等动态就业状况又反作用于国家、地区大政方针的制定和调整。　　本文希望从劳动力成本和报酬激励两方面入手，管中窥豹，考察政府产权控制、行政干预等方面对国有企业超额雇员、绩效盈利、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激励上的影响。通过结合这一独特的制度背景，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探讨地区的失业率水平、市场化程度、隶属政府级别会对国有企业的雇员产生的影响，揭示公司绩效、劳动力成本、营业外收入与冗余雇员的关系，并深入了解冗余雇员对薪酬契约敏感性的作用。　　本文旨在透过就业问题研究政府非经济目标对国有企业冗余雇员规模所起作用的传导机制，以及之后对公司业绩和薪酬激励的影响。笔者使用了2004年至201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对冗余雇员与补贴收入、冗余雇员与公司业绩、冗余官员与薪酬水平、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敏感性进行了实证检验。在采用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并举的方法的基础上梳理上市公司控制权安排与公司治理在多元回归方程中的关系，寻找市场结构、国有产权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摸清行政干预对国企的控制机制，文章内容将从如下六个部分来展开：　　第一章为引言，整篇论文的研究背景、目的和意义都在这一部分得到详细阐述。并会对论文所使用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进行简要叙述，从而梳理出论文的基本思路和逻辑结构。最后还交代了论文的研究贡献。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在该部分中，笔者首先对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阐释和解析。之后从不同方面立足国内外的相关文献针对国有产权、行政干预、冗余雇员、高管薪酬制度对公司业绩和治理水平的影响做出较为详细的归纳总结，进而用丰满的研究视角为后续分析打开视野。　　笔者在第三章首先回顾了中国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详细分析了国企获得成就和存在问题，其次概括了我国二元结构的就业体制，再次是再现了我国高管薪酬制度的变迁和发展，最后从现有理论出发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设，以此构成了本文的制度背景与理论分析部分。　　第四章为变量与模型。笔者根据本文的研究目的谨慎选择了合适的样本数据，然后在对结合理论的逻辑整理和涉及变量的界定、说明后构建了回归模型。　　第五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以实证分析为中心，涵盖各项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变量的单因素检验、多元回归分析模型的检验与稳定性检验。　　第六章笔者试图提纲挈领地将上文研究结论收束一线，做到有的放矢地对发现的问题提出相应的政策启示，也对存在的局限有所分析，指出后续研究的可能性方向。　　以往的文献中认为的产权性质会对国有企业绩效产生影响，机械地将冗余雇员与劳动力成本相联系，而忽视基础性的委托代理成本，并且缺乏不受控于政府统计口径的区域发展程度解释变量。同时高管薪酬与公司业绩问题上还未出现一致结论，样本数据偏早期，没有深入探寻两者敏感性和其他影响因素。笔者选用深圳国泰安数据库中的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完成了描述性统计、相关性分析、变量单因素检验、多元回归分析、稳健性检验分析，较好地验证了研究假设，得到本文研究结论如下：　　（1）高失业地区的国企并未承担了更多超额雇员，但政府会为此提供更多的补贴来供血。　　（2）冗余雇员并不会带来国企较高的劳动力成本，因为国企调低了员工、高管的平均工资率。　　（3）冗余雇员不仅降低高管薪酬的整体水平，更削弱其与企业绩效的敏感性。　　而本文的研究贡献集中在：　　（1）以往的文献关于国企冗余问题常是从规范分析的角度进行切入，本文的研究为这种改革中所花费的政治成本提供了直接可观的经验数据，更引入了市场化程度、隶属政府级别等变量来进行补充因素的说明，提供了增量解释。　　（2）本文改变了以往直接论述由冗余雇员降低高管薪酬的既定思维，从制度背景的角度更多地论述冗余雇员对高管薪酬业绩敏感性的降低影响，加入与民营企业对比和多个评定指标来丰富现有冗余雇员现象的实证解释。　　（3）本文在理论上从行政干预和产权性质两方面研究国企的公司治理问题，完善了冗余雇员与补贴收入、劳动力成本关系的因果链条，便于政府对症下药，排除由冗余雇员引发的业绩薄弱点。　　本篇论文的局限性在于：　　（1）考虑到目前所学和视野狭窄，笔者主要使用了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所以在该项上还有必要更加优化，从而提升拟合程度。　　（2）数据量不够丰富，没有将近几年的变化囊括进去。　　（3）忽略了政党力量和定性指标（升迁、惩罚、调任）对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