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复翻译历史悠久,几乎与翻译活动同时产生。中国自从佛经翻译出现以来就有了重复翻译活动,因此有文献记载的重复翻译实践已经存在了两千多年,在西方情况也是如此。重复翻译现象理论研究的历史则相对较短,虽然已经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但多停留在浅层次、非系统性的状态,多数以随笔的形式出现。近几年来,译者才开始关注这一问题,翻译研究的一些新生流派也就此展开了讨论。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视角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从而推动了重复翻译实践的快速发展。然而,尽管重复翻译理论与实践得到了迅猛发展,对重复翻译这一现象的本体研究却仍然存在不少空白,这就极大地影响了重复翻译译本质量的提高。因此,本文将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本文旨在通过对本体概念五个基本层面综合性、系统性的讨论,从本体论的视角对重复翻译现象进行研究,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重复翻译的评价体系。最后通过对《红楼梦》译文的个案研究为重复翻译的本体研究提供实证基础。　　 作者在引言部分首先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在20世纪以来,翻译研究领域涌现出了许多新理论和新观点,这些理论和观点推翻了传统翻译研究中的等级关系,为翻译研究带来了新的启迪,建构了作者讨论本文的宏观背景。重复翻译实践特别是近年来中国重复翻译实践的蓬勃发展和重复翻译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则是本文写作的直接因为。　　 在介绍了本文的写作背景之后,作者对与本论文相关的研究文献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经初步研究,有关重复翻译的研究主要呈现三种形式:一是硕士论文形式,二是发表在期刊或报纸上的论文形式,三是散见于一些翻译理论研究论著中的论述形式。　　 这些文献或通过对某一特定作品各译本的分析来关注重复翻译现象的实践层面,或关注重复翻译现象的理论解释。这些讨论对重复翻译现象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是本研究的基础。　　 但上述研究多是从一个或两个视角来讨论重复翻译,对这一现象的其他方面未作研究,更极少有学者就重复翻译的本质进行讨论。这就是为什么与重复翻译实践相比,重复翻译理论研究相对滞后的因为,也是作者进行本研究的因为之一。　　 在引言中还介绍了本文的研究方法:比较研究法、跨学科研究法、定性研究法、定量分析法和个案研究法。除以上几个方面外,作者在引言中还列举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所研究的问题,在本章最后部分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思路,从而为作者展开后面的讨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章是重复翻译研究的本体部分。在本章开始作者对“本体”这一术语含义的历史演变进行了回顾,并对其哲学意义进行了研究,以此为理论基础,界定了重复翻译本体研究的范围,主要包括以下五个层面:(1)重复翻译作为“存在”是什么,(2)重复翻译作为“存在”的历史,(3)重复翻译这一概念的分类,(4)重复翻译的存在基础,(5)同一原文不同译文之间的关系。　　 本章主要关注重复翻译本体研究的前三个层面。在重复翻译现象的合法地位得到认可之后,作者首先就重复翻译的定义进行了讨论,指出重复翻译应该而且仅应该包括以下两种情况:一是作者重新翻译其他译者已经或正在翻译的作品,这一现象在汉语中采用“复译”一词来命名,与之相应地英语名词为“multiple-retranslation”；一是译者重新翻译自己译过的作品,与之相对应的汉语名词为“重译”,英语为“new-retrabslation”,这也是作者将本论文的汉语题目定为“重复翻译”,而非“重译”或“复译”的因为。在对重复翻译应涵盖的范围进行界定之后,本章就重复翻译的种类以及各种类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　　 在对某一现象进行本体研究时,对其历史研究也是重要的一方面。本文尝试进行了重复翻译史的研究,但由于作者精力所限,本文只对中国的重复翻译史进行了简单回顾。　　 中国的重复翻译史可分为三个重要阶段:(1)中国重复翻译的源发期,时间是从汉朝至宋朝,这一阶段以佛经的重复翻译为主,几乎未有重复翻译现象的理论探讨；(2)中国重复翻译的发展期,时间是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中国的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语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影响之下,重复翻译实践有了迅猛发展,从而为重复翻译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推动了重复翻译理论的发展；(3)中国重复翻译的高潮期,时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社会上掀起了重复翻译的热潮,同时出现了许多对重复翻译现象进行理论研究的论文,重复翻译进入到高潮期,但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如大量剽窃、劣质译文的出现。这些都是值得学者关注的问题。　　 第二章通过对翻译过程的研究,讨论了重复翻译的隐性理论因为与显性表层原因。　　 与贝尔提出的翻译过程语言学研究模式不同,本文作者提出的翻译过程格式塔模式着重关注影响翻译过程的社会文化因素,从宏观角度反映了翻译的过程。　　 从格式塔模式中可以发现,译文意义是原文意义与译者诠释的结合体,因而同一原文会产生不同的译文。在多数情况下,一个译者很难发现原文提供的所有信息,有时新的译者会发现新的含义。通过不同译者不同的解释,原文的生命也得以延伸,从而为重复翻译特别是文学作品的重复翻译奠定了哲学基础。　　 从翻译过程的格式塔模式中还可以看出,在翻译过程中存在两种接受活动:一是译者对原文的接受活动,二是译文读者对译文的接受活动。因而在接受理论与翻译过程之间建立起了密切关系。由于译者同时也是原文的读者,根据接受理论,不同的译者在阅读原文的过程中会产生不同的接受视野。同时不同的译文读者由于个人背景不同,也会具有不同的期待视野。这两种接受活动影响着源语文本的选择和目的语文本的表达。　　 在本章作者还讨论了重复翻译的显性表象因素。囿于篇幅所限,本章不可能论证所有的显性因素,因而只分析了重复翻译现象之所以产生的两个关键因素:文化差异和语言变化。　　 随着文化信息的传递与文化的传播,那些曾经阻碍翻译活动的文化差异将逐渐消失,译文读者将更加熟悉异域文化,译者也会采用新的翻译策略来适应新的翻译要求。随着翻译策略的变化,翻译技巧也会随之变化,新的译文也将随之产生。　　 如果在某一时期语言发生巨大变化,重复翻译实践和研究也将呈现出繁荣景象,因为重复翻译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让目的语语言更加贴近当下的读者。　　 第三章重点讨论了同一原文不同译本之间的关系问题。同一原文不同译文之间的分布主要呈现两种状态:一是不同译本先后出现在不同时期；二是不同译本出现在同一时期,但由不同译者完成。　　 就重复翻译活动涉及的不同互文关系而言,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对原文中互文关系的识别,(2)原文中互文关系在翻译过程中的转换,(3)译文与原文之间形成的互文关系,(4)同一原文不同译文之间互文关系的建立。　　 从历时性角度来讲,首译者很难识别原文中所有的互文关系。随着文化交流的深入,对重复译者而言原文中互文关系的识别则相对容易。因此,在传递原文互文关系方面,新译本与旧译本之间应该是一种超越的关系。从共时性角度来讲,同一原文不同译者会关注原文中不同的互文关系,从而形成不同的译文。这些译文之间也形成一种互补关系,有时这些译文还可作为相互评价的参照物。　　 互文关系可分为历时性互文关系和共时性互文关系。一般来讲,原文与目的文之间存在一种历时互文关系,不同译文之间既可呈现历时互文关系,也可呈现共时互文关系。将互文关系这一概念引入到重复翻译研究之中,丰富了译文关系研究的内容。　　 第四章是关于建立重复翻译评价体系的研究。重复翻译批评可定义为:以原文和旧译文为参照,对重复翻译译本的质量和价值所进行的科学而全面的评价。可根据重复翻译批评的目的和内容将其分为重复翻译批评理论和重复翻译批评实践。本章将对重复翻译批评理论作尝试性研究,以便为重复翻译实践提供理论依据,进而提高重复翻译的研究水平。　　 本章通过对重复翻译批评和普通翻译批评的比较,详细分析了重复翻译批评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重复翻译批评的理论基础。翻译理论研究新流派的产生为重复翻译批评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二,重复翻译批评的主体。与普通翻译批评不同,重复翻译批评的主体应该精通源语与目的语。第三,重复翻译批评的客体。重复翻译的客体不但包括原文和译文,而且译文的数量是不定的。随着同一原文不同译文的引入,重复翻译的批评将比普通翻译批评更加客观和准确。　　 本章关注的另一重要方面是重复翻译批评的评价参数。语言层面的分析仍是重复翻译批评一个不可或缺的参数。此外,作者还将价值论方法引入到重复翻译批评之中。批评者应将重复翻译译本的价值作为重复翻译评价体系活动的一个重要参数。由于目的是重复翻译活动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因而在重复翻译批评中目的是否得以实现是评价重复翻译活动的一个重要参数。此外,是否具有变异性是评价重复翻译活动的另一重要标尺。这种变异性应该是有意义的、建设性的、正面的变异。若重复翻译译文中存在这种变异,该译本则是成功的,否则便是失败的重复译本。　　 第五章是对《红楼梦》重复翻译现象的个案研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前各译本的历时性对比研究和新中国成立后两译本的共时性对比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随着我国地位的增强,外国读者逐渐认识到该小说的价值,因而重复翻译该小说的译者则专注于传递小说的艺术、语言与美学价值。为实现这一目的,大卫·霍克斯与约翰·闵福德两人以及杨宪益夫妇分别重复翻译了这部作品。然而,尽管这两部译作几乎产生在同一时期,二者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异,例如原文版本选择的不同,小说中中国文化因素处理方式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