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探讨永明体（南朝齐梁）与新诗（清末民初）两次诗体变化的生成环境及相关的变化。两次诗体新变的可比性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个别时期的有关语言知识的建构、体制的大幅度重造和崭新声韵意识。导论部分解析汉语新诗与古典诗歌的截然对立这一根深蒂固的学术观念。虽然这几乎是一个公认的领域分界,但由于近几年议论纷纷的“百年新诗”（指1917-2017年之说）,这一稍显薄弱的分界亟需自我重估。由此论证两次中间相隔一千余年的诗歌创作的可比性,如此一来所谓“古典诗歌”与“新诗”可以在正当考察下相得益彰。首先有必要集中讨论两段时间的语言发生突变,但相关研究惯以认同某种特殊论,因而忽视二者间的比较价值以至造成相对偏颇的文学发展史撰写。通过考察《说文解字》及相关文献,认为永明体趋向声调和排偶的极度整饬与汉语反切法的盛行有关。这层关系在比较视野下值得加以观照,因为新诗也起源于语言大变革的背景之下,这段时期诗歌的形式特征同样能大幅度反映当时语言变化与诗歌创作内在关联的深度。因此,诗体变化不似是某几位诗人的凭空创造,其部分起因反而来自语言应用工具性层面上的进化。论及具体的诗歌文本,永明体与汉魏诗歌这两种不同风格与诗学观之间的比较可进一步确定前者在南朝诗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在发展史上的连续性。新诗方面将以诸如冯乃超和闻一多的写作为例,以窥见个别时段的创作在语言变化与体制尝试的双重流动状态下各有何等优劣之处。目光集中在汉语与生俱来的声调上,新诗中声调论的缺席现象及其历史上合理性有必要讨论。但通过大量文本分析及声调分析,笔者将指出其中存在的较大矛盾,即现代汉语的诗论与实践之间的落差。这一落差是本篇论文的重要论点,通过与永明体的比较能够看出新诗当下发展之不足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若干可能性。这番跨越不同领域的研究将论证永明体与新诗在内在起因及特质方面之间的可比性,最终希望能够对新诗的发展提出更清醒的认识。语言知识构型、主导作风、声调及声韵美学这三个方面能够支撑未来有关新诗特性的研究,同时避免新诗远离其根本的传统来源,又能够确立它的独特之处。如此一来本篇论文为新诗体制发展研究提供某种可行的研究模式及论证模式示范,由此填补新诗理论与现实之间的落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