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是土地资源的精华,对保障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耕地利用系统是生态环境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耕地生态安全评价作为生态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对科学认识耕地生态安全问题,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我国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突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耕地不合理利用现象频现,耕地数量和质量呈下降趋势。例如,农业生产中农药、化肥、农膜等农资产品的过量投入使得耕地土壤污染严重,耕地利用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对耕地可持续利用及人地关系协调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本文选择重庆市江津区为研究区域,基于耕地生态安全影响因素分析,并结合区域耕地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特征,引入“压力-状态-响应(PSR)”概念模型阐释耕地生态安全的压力、状态和响应系统,遴选23项评价指标,构建耕地生态安全评价指标体系;通过主客观组合赋权法及多因素综合评价模型对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水平进行综合定量评价;以综合评价分值为数据基础,开展2006-2015年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时序变化特征分析,并选择2009年、2012年、2015年为时间截面,剖析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的空间差异特征,同时结合江津区耕地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现状诊断识别出江津区耕地利用中存在的生态安全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改善江津区耕地生态环境,提升耕地生态服务功能的对策建议,以期为促进土地可持续发展和维护耕地生态安全提供决策参考。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总体上还有待提高。2006-2015年10年间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状况大致经历了“下降-急速上升-缓慢下降”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06-2009年,从2006年的临界安全等级下降到2009年的敏感级,这一阶段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有恶化态势;第二阶段是2009-2012年,从2009年的敏感级快速提升到2012年的比较安全等级,这一阶段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第三阶段是2012-2015年,从2012年的比较安全等级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临界安全等级,表明这一阶段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状况出现逐渐恶化趋势。(2)江津区内部各街镇的耕地生态安全状况与全域大致相符,但各街镇之间仍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2009年各街镇耕地生态安全状况整体不容乐观,26个街镇中,几江、德感、柏林、油溪、贾嗣、双福属于敏感级;朱杨、吴滩、石门等13个街镇属于临界安全等级;塘河、白沙、慈云、龙华、永兴属于比较安全等级;全区只有2个街镇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超过0.58。到2012年各街镇耕地生态安全状况得到全面提升,柏林、油溪、贾嗣、双福四个属于敏感等级的街镇已转变为临界安全等级;塘河、白沙、永兴三个属于临界安全等级的街镇已上升为比较安全等级;慈云镇和龙华镇已由比较安全等级提升到安全等级;全区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超过0.58的街镇高达14个。然而,到了2015年江津区各街镇耕地生态安全状况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龙华镇下降为比较安全等级;蔡家、吴滩、杜市、嘉平、珞璜、石蟆、白沙、李市、石门、永兴10个街镇已由比较安全级降为临界安全级;双福街道也由临界安全级下降为敏感级;全区仅剩4个街镇耕地生态安全综合指数超过0.58。(3)通过对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综合评价以及障碍因子诊断得出:(1)环境压力是制约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的首要障碍因素,主要涉及单位耕地面积农膜使用量、单位耕地面积化肥负荷、单位耕地面积农药负荷、土地废水负荷四项障碍因子。(2)社会经济压力和自然压力是制约江津区耕地生态安全的重要障碍因素,其主要涉及城镇化率、农业经济比重、自然受灾害面积三项障碍因子。(3)耕地质量状态、耕地利用状态和环境响应三方面因素的耕地生态安全障碍度也在逐年增加,其主要涉及耕地有效灌溉面积、土壤有机质含量、自然保护区面积比重、耕地垦殖率四项障碍因子。(4)江津区作为重庆市的粮食主产区,耕地生态安全仍然面临着严峻挑战,如耕地被挤占导致的耕地资源减少,滥施农药、化肥导致的耕地质量下降以及耕地保护不当导致的生态灾害频发等现象仍较普遍。今后,江津区应加速推广农业绿色化生产,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与保护,同时建立耕地生态安全监督预警系统,落实耕地保护机制。此外,江津区应积极预防和治理农业面源污染,切实推进耕地生态修复工程,落实耕地生态补偿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