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而言，中国经济的特征事实是不断的转型与持续的增长。国有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分量的变化可大致勾画出中国的转型动态：1985年国有部门的从业人员占整个社会从业人员的18.03％，到2002年这一数字已降到9.71％；1985年国有部门提供的税收占全社会总税收的29.20％，而到2000年这一数字却只有6.58％。伴随转型的是经济的持续高增长：截至2002年，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翻了三番还多，而同期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1978年增加了5倍多。中国的转型与增长是在整个经济体不断开放的过程中发生和实现的。对于开放而言，一个重要的经济变量就是外资。截至2002年底，中国已累计实际利用外资6234.18亿美元，其中累计实际利用的外国直接投资(简称FDI，以下同)达到4462.55亿美元。就比重来说，实际利用FDI占GDP的比重已由1989年不足1％的水平增加到4.17％；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由1989年2.90％的水平增加到10.04％。其他较有代表性的数字是，2001年，在全部工业企业的增加值中，外资企业占了23％；在全国总税收中，来自外资企业的税收占到了18％；在总出口中，外资企业出口占到了48％。单就出口来说，高技术产品出口几乎为外资企业所垄断，如数字处理设备、办公设备等；即使是在纺织品这样的中国传统的优势出口产品中，外资企业也占了1/4强。直接从这些数据来看，有理由相信外资在中国经济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对于理论研究来说，更为要紧的是理解FDI对中国经济的作用机制。遗憾的是，FDI的现有文献并不能提供一个现成的逻辑框架。从理论发展来说，人们对FDI的认识始终受制于对经济增长之源的探索。早期的经济增长理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与此相对应，那时的FDI文献大都以“两缺口”模型为出发点，认为FDI通过弥补发展资本的不足直接作用于东道国的经济增长。“索罗模型”兴起后，人们对解剖“索罗余项”的浓厚兴趣“催生了”形形色色的增长模型，这些模型包括目前流行的“内生增长理论”，都特别突出了技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FDI的相关研究中，人们意识到FDI是“包含着资本、技术、经验、网络”等多种属性的“复合性要素”，它不仅通过投资直接促进东道国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技术溢出间接地作用于东道国经济增长。从这些理论发展的脉络中，可以发现人们对FDI的研究不断地在走向深入。但是，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理论并不能提供理解FDI对转型影响的线索，这种理论上的局限性是本研究的起点，也是我们的激励之源。在这样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之下，本论文需要探讨的问题是：FDI究竟在中国的转型与增长中扮演何种角色?它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转型?它如何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在这些作用中，它与中国的国内资本的关系如何?具体地说，有这样几个小问题是我们想要回答的：(1)如何刻画中国的转型进程?(2)FDI对国内资本是“挤入效应”还是“挤出效应”?这种效应对转型的涵义是什么?(3)在经济增长中，与国内资本相比，FDI究竟有什么独特的作用吗?它能比国内资本更有效地促进经济增长吗?它能促进中国生产效率的提高吗?它能带动中国的自身投资吗?(4)FDI对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的影响，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金融系统的现状有关?需要从中国处于动态转型的进程中来讨论中国的金融体系吗?基于这些问题，本论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和运用计量方法对它们做出解析。前言部分对本论文的选题背景、章节安排、数据与方法进行了说明，并给出了主要章节的结构简图。第1章从东道国的视角对FDI的现有文献进行了综述，并以中国为例，初步分析了FDI对转型与增长的影响。第2章-第4章探讨了FDI对中国转型的影响，其中：第2章给出了中国转型的理论框架——民进国退，为引入FDI这个变量提供了基础；第3章从理论角度探讨了FDI对国内资本的影响，并依赖一些数据和案例给出了初步的经验证明；第4章从实证的角度探讨了FDI对不同国内资本的影响，并从这些影响中引伸出FDI对中国转型的含义。第5章探讨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从与国内资本相比较的角度获得了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机制。在这些章节中，我们指出，FDI对中国转型的影响以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是与中国金融体系的低效率联系在一起的。第6章基于中国处于动态转型的现实，从金融结构的角度给出了中国金融体系低效率的一个解释。第7章小结了全文的基本结论，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含义，并从现有研究不足的角度提出了下一步研究的设想。第2章得到的结论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必要条件是国有企业与私人企业的成本差异达到某一临界值；体制外成长和壮大起来的私人经济降低了国有经济退出的临界值，从而加快了整个经济转型的步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可以用“民进国退”来定义中国转型的特征。第3章、第4章得到的结论是：FDI对中国国内不同的资本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这些影响与金融对不同资本存在的歧视性有关；FDI对金融支持较强的国有资本存在“挤入效应”，对金融支持较弱的个体资本存在“挤出效应”，对介于二者之间的股联资本没有明显的作用。结合第2章的转型框架，我们认为，FDI对中国国内资本的作用——对国有资本成长的促进、对私人资本成长的抑制——与“民进国退”的方向是不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FDI对中国转型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第5章得到的结论是：与中国国内资本相比，FDI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它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而在于它对中国生产效率的提升上，从长期来说，生产效率的改善比获取短期的经济增长率更为重要；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另一个作用是，带动了中国国内的自身投资，但是这种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国有部门的投资来实现的。从这个角度说，FDI对中国经济增长所产生的特殊作用，为近年来各地对外资的积极政策找到了有利的证据。第6章得到的结论是：FDI对中国转型的影响、对经济增长的特殊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中国金融部门的低效率和歧视性；同样，外资源源不断的流入也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中国金融部门改革的紧迫性，它对建立起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具有“替代性”。中国金融体系的重构需要考虑到中国实体部门转型的现实，尤其是国有部门、私人部门并存以及“民进国退”的动态调整过程对金融结构内生性的重要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