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劳伦斯的女性观,评论界历来存在争议。既有对其“厌女情结”的抨击,又有对其深入细腻的女性刻画的赞誉。随着世界范围内对于女性地位和角色的讨论的升温,劳伦斯的女性观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越来越多的评议,但只是停留在没有结果的辩论上,缺乏发展性的系统研究。劳伦斯对于女性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同情与关切,并且非常重视女性的思想和智慧。他认为女性的自我实现就是“女性变得独立自主、自负其责、积极主动”(劳伦斯,1981；165)。劳伦斯的女性主义意识体现在其小说中的主要女性人物的刻画中。他所创造的积极的女性人物改写了传统的女性形象。通过这些女性人物,他力图刻画出理想的女性——独立、有自我意识、渴望自我实现、并视其为圣杯来寻求。劳伦斯小说中的这些女性人物在探索中取得的逐渐进步反映了其女性主义意识的演进。这篇论文通过对劳伦斯主要小说《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重要女性人物的分析,对其女性主义意识的演进——从产生、发展、到成熟的过程——进行伦理学的研究。　　 劳伦斯女性主义意识的产生主要表现在他对于《儿子与情人》中三位女性人物的刻画上:莫瑞尔太太痛苦地意识到她在失败的婚姻中的困境,她试图通过丈夫和儿子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却给他们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米丽安在追求经济独立和男女平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思想上的进步,但仍无法摆脱传统道德中女性的被动和贞洁等观念的束缚；克莱拉勇于追求感官上的自由,但其追求解放的努力却因其退回到僵化的婚姻中而半途而废。虽然这些女性人物意识到了自身所处的由于不平等的、受压迫的家庭和社会地位所造成的困境,渴望摆脱这种困境,并争取独立、平等、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权利,但是她们还无法彻底摆脱传统的束缚。她们的经历反映了劳伦斯女性主义意识觉醒阶段的特点:他同情女性的困境,意识到了她们对解放和自我实现的渴望,但对于女性实现理想的方向仍感到茫然。　　 劳伦斯女性主义意识的发展主要体现在《虹》和《恋爱中的女人》中布朗文家族的三代女性为了追求自我实现所尝试的四条不同的道路上:莉迪亚在保持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女性特质——做一位贤妻良母——的前提下,争取在婚姻生活中的平等、自尊和独立的人格,并且在她的第二次婚姻的“疏离的和谐”中获得了部分的满足；安娜利用女性在性、生育和母性方面的本能,挑战男性的主导和支配地位,通过在家庭中的母权统治赢得了一种与世隔绝、自得其乐的满足,但是她放弃了融入她最初所向往的外面的世界的追求；戈珍以她激进的女权主义的方式争取不仅在情感上而且在社会上的自我实现和满足,她战胜了男性权力以获得相对于男性的平等甚至是优势,但是却没能获得她自然情感需求的满足；厄秀拉在为了追求自我实现而进行的自负其责的朝圣之旅中,跨越了一次次幻灭的阻碍,获得了对于女性完全的自我实现最重要的精神上的独立和思想上的成熟。虽然这四位女性人物在追求自我实现的道路上各自取得了一些进步,但是她们都没获得充分的满足。这显示出了劳伦斯的女性主义意识在其发展阶段的特征,即他赞赏女性地位的提高,批评她们的自身局限性和激进思想,但还未能指出女性获得充分自我实现的成功之路。　　 劳伦斯女性主义意识的成熟主要体现在他通过《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康妮对女性的自我实现所作的进一步探索中。康妮为了获得自我实现而进行了自由精神的突围。为了摆脱与一个肢体和精神双重残疾的贵族阶级丈夫僵死的婚姻生活的困境,并追求与一个来自下层阶级但拥有柔情和人性的猎场看守人的爱情,康妮逾越了从伦理道德到阶级差异的多重传统意识形态的限制。而且,康妮主动掌握自身命运,并重新激起了她所爱的人的活力和期待未来的勇气。康妮为了获得爱的幸福而从僵死的婚姻中突围反映了劳伦斯女性主义意识的成熟,即他意识到了女性的自由精神对于她们获得充分自我实现的重要性。　　 总的来说,劳伦斯女性主义意识的精髓体现在他认为女性可以作为独立的自负其责的个体,通过逾越任何传统的束缚来主动掌握自身的命运。在某种意义上,劳伦斯在颠覆对女性的传统束缚的基础上确立了自己的女性主义意识。然而,他不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因为他强调男女之间的自然差异,并且仍然认为婚姻是人们追求幸福的目的地。在其女性主义意识中,女性的自我实现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自然而和谐的两性关系获得的。劳伦斯的女性主义意识对公众的女性观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因此促进了妇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但是,其女性主义意识仍然存在着一些局限性,尤其是他忽视了女性在社会上的自我实现,因此未能描绘出她们在情感和社会上全面的自我实现和满足。这项发展性的系统研究将有助于对劳伦斯女性主义意识的全面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