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作为后现代主义意义空场中的元意义的灵光,是对于存在与语言之间的某种元始性的意义机制和意义关系的仪式性保存与戏剧化启示.诗学这时便是元语言学和元意义学,也即元诗学.就中国古典诗学中语言对于物象、现象的呈现方式而言,就语言现象学诗学因为某种文化人类学、比较文化学意义上的必然性而切近中国古代诗性哲学与诗性文化的关键点而言,从意识现象学到语言现象学的转换似乎倒不是一种悬空的、纯逻辑的生硬推演,语言现象学这个提法似乎有一点现实指向的意义.语言现象学的视域意味着颠覆语言对于意义的外在性这一逻各斯的基本秩序.按照哈贝马斯所说的后形而上学的主旨,我们于是便来到后形而上学的理论场景中：后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就是转喻一寓言可能性.这样,所谓的语言现象学诗学一方面与后现代主义和文化理论、文化研究相兼容,另一方面又可以（通过哈贝马斯与维特根斯坦）沟通分析哲学传统.而所有这一切最终又在总体上与中国的诗性哲学和诗性文化机制重叠与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