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探究温州市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状况，并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其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以期为提高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水平提出相应的建议，并为干预措施的制定提供相关的理论基础。　　方法：采用便利抽样的方法，于2012年10月-2013年5月期间，用自制脑卒中病人和家庭照顾者一般资料调查表;并应用照顾能力量表，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与肖水源社会支持量表，对温州市4家三甲医院的康复科符合要求的脑卒中病人及其家庭照顾者128组进行调查，并调取2012年的符合要求的出院病人及其家庭照顾者119组进行入户回访调查，共调查247组。数据分析采用SPSS17.0软件，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非参数检验对照顾能力与应对方式进行单因素分析;用多元逐步线性回归进行多因素分析，探讨照顾能力及应对方式的影响因素;用Person相关与Spearman秩相关探讨照顾能力与应对方式的相关性。　　结果：　　(1)本研究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得分(7.36±4.38)低于香港常模(12.96±2.86)，各维度得分也均低于香港常模，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2)本研究住院期间的脑卒中病人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能力得分(9.13±4.16)高于社区得分(5.48±3.79)，两者之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3)不周人口经济学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在职情况）、照顾时间、角色认知、健康状况和压力大小的家庭照顾者其照顾能力水平不同，脑卒中病人不同人口经济学因素（性别、年龄、有无养老保险金）、康复地点、疾病类型、疾病影响程度、ADL、AMT和后遗症种类，其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能力水平不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4)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家庭照顾者的年龄、健康状况、压力大小、角色认知、家庭收入与脑卒中病人的ADL得分、康复地点是其照顾能力水平的重要影响因素;　　(5)本研究家庭照顾者积极应对均分(1.62±0.40)，消极应对均分(1.33±0.42)，均低于常模，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　　(6)家庭照顾者有无保姆，不同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压力大小其积极应对得分不同;有无工作，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压力大小其消极应对得分不同，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积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显著正相关(r=0.422，P＜0.01)，消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0.139，P＜0.05）;　　(7)多元逐步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压力大小、受教育程度、主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是积极应对的重要影响因素;家庭收入、受教育程度、主观支持是消极应对的重要影响因素。　　(8)不同照顾能力水平家庭照顾者积极应对得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1)，消极应对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照顾能力得分与积极应对得分呈负相关(r=-0.258，P＜0.01)，与消极应对得分呈正相关(r=0.134，P＜0.05)。　　结论：　　(1)本研究显示温州地区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水平可能高于香港地区，住院期间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能力水平低于社区的家庭照顾者，相比于社区的家庭照顾者，住院期间的家庭照顾者可能更需要外界的关心与支持;　　(2)家庭照顾者照顾能力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可以从多方面着手，采取相应干预措施来提高其照顾能力;　　(3)社会支持水平与积极应对密切相关，提高家庭照顾者的社会支持水平，鼓励其合理利用社会支持资源，有利于其更多的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　　(4)本研究结果显示积极的应对方式与家庭照顾者的照顾能力水平呈正相关，消极的应对方式与照顾能力水平呈负相关，在护理工作中应鼓励家庭照顾者更多地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去应对繁重的照顾任务、照顾困难与应激状态，这有利于增强其对照顾职务的担当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