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山是一个“板凳坐到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文化学家。他用一生的心血开创性地营造了一个较完备的科学的文化学体系。他不仅是中国型文化学的创建者,也是世界现代文化学的先驱之一。黄文山建设文化学的历程分前后两期:1949年他离开中国大陆去美国前为前期,这是他的文化学基本理论的形成阶段,他所想要解决的主要是中国文化的出路与建设问题; 1949年后为后期,这是他的文化学体系的完善时期,他所想要解决的是从中国文化的出路问题,进而到人类文化的出路问题。中西兼收的知识背景与丰富的文化实践经历,使其文化学体系既有“世界视野”,又有“中国本色”的优点。黄文山认为文化学是从社会学中层创而来,并以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等为路向。他注重文化学研究的“科学性”与“方法论”,严格地把文化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建构。“文化”、“文化学”、“文化体系”是其文化学体系架构三个基本范畴。以它们为中心,涉及到基本内容有:“文化”的定义、分类、性质与特征;文化学的对象、任务、研究模式、发展阶段;“文化体系”的十种“基本类型”、三种“上层类型”、结构与心态;以及成对的范畴“文化”与“社会”、“文化”与“自然”、“文化”与“文明”,“文化学”与“社会学”,“文化体系”与“自然体系”、“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等等。其文化学体系架构的重要命题有:文化学是一门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科学;文化学在科学体系中占有最高的位置;文化体系不仅会生长与没落,还可以“复兴”或“再生”;未来的文化是以中庸(中道)法则做根据,综合“冥观的文化”与“实感的文化”二者之长,成为新型的“中庸型文化”;世界文化的出路,就在于中西文化互相借鉴,建立浑融的“会通文化”,等等。世界文化浑融论,是黄文山整个文化学体系要得出的最终的结论,也是他对中国文化出路、世界文化出路的成熟的解答。从对文化学体系的整体性思考来看,黄文山是他同时代文化学者中的佼佼者;从把文化学作为独立科学进行建设来看,在同一时期,只有怀特和陈序经等少数的文化学者,能与之比肩。黄文山对文化学的开创性探索,为我们建设中国“当代文化学体系”提供了许多有益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