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协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苏联的友好组织。在中国共产党确立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方针,而中国民众出于多方面原因对苏联存在明显的“疑苏”和“反苏”情绪的历史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五天,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即在北京成立。协会成立后,迅速在全国建立起庞大的组织机构,发展会员,各地政府高级领导纷纷挂帅当地分会,赋予其显赫的政治地位。中苏友好协会通过名目繁多的活动,向民众开展声势浩大的“亲苏”宣传和教育,在改变民众对苏疑虑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对苏联各方面情况带有美化性质的宣传,在民众面前展示了一幅完美的社会主义画卷,努力使他们认同中国共产党所选择的“以苏为师”的社会发展道路,并且通俗化地宣传和介绍苏联各方面建设的经验,积极推动学习苏联运动,提升民众建设富强国家的热情。伴随中苏关系的潮涨潮落,中苏友好协会也走过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60年以后,协会机构萎缩,人员骤减,职能发生转变,成为维系两国关系的重要纽带和中苏论战的工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协会通过有限的活动传递友好的声音,为促进中苏关系正常化发挥了特殊作用。本文在查阅大量的档案文献的基础上,根据中苏友好协会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以时间为线索纵向厘清其缘起、发展壮大和逐步衰落的全过程,并对其历史作用做出粗浅的判断和评价。全文由绪论、正文六章组成。绪论部分申明本选题的研究主旨,多维度论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评析研究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宏观上论述本文的研究理念、方法原则,阐明全文的主要内容、研究重点、难点及创新点。第一章,中苏友好协会成立的历史背景、原因及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形成对峙,中国共产党出于稳固新生政权、争取苏联援助的需要和意识形态因素确立了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而当时中国民众中明显的“疑苏”情绪与“一边倒”政策之间的存在较大的差距。通过中苏友好协会向苏联示好并消除民众的“疑苏”情绪是协会成立的最重要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讲,它也是对中苏文化协会的继承。在东北一些地区已经成立中苏友好协会分会组织的情况下,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1949年10月5日,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在北京成立,明确了宗旨和任务,设立了一系列职能机构,其它地方分会也纷纷成立。第二章,1949至1952年是中苏友好协会的大发展阶段。全国各大区、省、市、县以及乡相继成立基层分支机构。中苏友好协会初期采取个人会员制,会员有证章并需要交纳会费。这一时期协会的工作重点是,通过出版书刊、举办展览、放映苏联电影、召开纪念会、报告会、演讲会、座谈会、学习会、举行“中苏友好月”等多种活动方式向民众介绍苏联,进行中苏友好教育。本章重点对宣传活动进行梳理,并分析其对民众“疑苏”情绪的改变和协会自身发展产生的重大影响。第三章,1953至1956年是中苏友好协会的一个重要阶段。协会自成立起就开始介绍和传播苏联国家建设的先进经验,到1953年,赫鲁晓夫执政苏联后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使得中苏关系更加紧密,与此同时,中国开始大规模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也需要大量借鉴苏联经验。这样,全国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学习苏联运动。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指示》,将中苏友好协会划归中央宣传部管理。为了推动学习苏联运动,协会也采取若干组织调整的措施,改个人会员制为团体会员制,免发证章,免收会费,缩小工作摊子,在继续进行亲苏教育的同时,竭尽全力通俗化地介绍和传播苏联经验。本章侧重对协会在学习苏联运动中的活动和作用进行梳理和研究,并做出分析和评价。第四章,1956至1959年可以说是中苏友好协会的调整和过渡阶段。这一时期中苏两国继续密切合作,关系达到顶峰,同时又发生分歧,并且分歧逐步扩大和发展。受到两国微妙关系的影响,中苏友好协会呈现出很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组织方面,1957年初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改进中苏友好协会工作问题的报告》,再次调整协会的隶属关系,将各级分会置于当地宣传部和外事小组的双重领导之下,总会不再垂直领导而只起指导作用。此后,协会多次精简机构,裁撤人员。功能方面,宣传中苏友好和学习苏联的功能开始弱化,交流功能逐渐加强。前两个阶段卓有成效的工作对苏联方面产生的积极效应也得以显现,苏中友好协会于1957年10月成立,并在中方的协助下创办《苏中友好》杂志,两国协会还在1959年签订年度合作计划,进一步密切双方的交流和交往。不过,在团结友好仍是主流的前提下,龃龉开始产生,双方在交往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第五章,1960至1966年是中苏友协处境尴尬、步履维艰的阶段。1960年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中苏关系恶化造成的影响波及到民众之中,中苏友好协会机构萎缩,人员骤减,处境尴尬,工作艰难。一方面要在严格的限制下继续开展一些活动,循例在中苏两国的重要节日和纪念日与苏联相关机构互致礼节性的问候,并进行一些交流与合作;另一方面又在这些活动中与之针锋相对,甚至演变为论战的工具。1966年,中苏友好协会更名为中苏人民友好协会,开始全面转向普通意义上的民间外交。本章除了叙述这一时期中苏友好协会的主要活动外,还利用档案资料对中苏两国互惠杂志——《友好》和《苏中友好》停刊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行梳理,并对两国友协在交往中不断发生摩擦并最终升级为对抗的情况进行详细介绍,以此表现协会作为维系关系的重要纽带和论战工具的双重性质。第六章,介绍中苏友好协会的历史命运(1967——1992年)并进行总体评说。1966年以后,中苏两国关系彻底破裂,加之“文化大革命”爆发,“防修反修”的呼声响彻中华大地,中苏友好协会一度停止工作,濒临解体,大部分干部或被批判,或被下放劳动。即使后来协会恢复了工作,也已风光不再。但是,它仍然通过为数不多的活动传递缓和两国关系的友好声音,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91年底苏联解体,中苏友好协会随即于次年更名为中俄友好协会,从而走完了其曲折而丰富的历程。最后,本文对中苏友好协会43年的历史进行总体分析和评价。笔者认为,中苏友好协会是在特殊年代产生的一个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特殊民间团体,准确地定位中苏友好协会的性质,是对其历史进行客观和科学评价的首要前提。在肯定中苏关系的发展变化对中苏友好协会的历史起决定作用的基础上,也应该承认,中苏友好协会反过来对中苏关系产生了独特的影响。第一,它在改变民众“疑苏”情绪、介绍和传播苏联经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极大地促进了中苏友谊的发展,为“一边倒”政策的贯彻实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二,它发挥了中苏同盟协商渠道的作用。第三,它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宣传内容必须经过严格的过滤,这种宣传注定不能反映中苏关系的全貌,从而模糊了中苏交往的历史。在介绍和传播苏联经验时,中苏友好协会不仅对其刻意美化,而且存在全盘照搬和单一排外等局限,成为将苏联模式全盘移植到中国的重要渠道。笔者最后指出,应该继续深化对中苏友好协会历史的研究,从中得出有益借鉴,以更好地开展中俄民间友好交流,促进和推动新世纪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