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到战略地位。然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应放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中共十六大强调要把可持续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通过不懈的努力，使生态环境得到改善，资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生态建设方面近五年内共投入五千八百亿元人民币，生态保护和建设取得初步成效，还要计划投入七千亿元人民币进行生态治理。可见，我国在生态建设方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有自然科学方面的技术应用。这种治理很明显表现为政府主导型治理模式。　　然而光靠自然科学方面取得的成果而忽略社会科学成果进行生态治理，会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利用社会科学方面的高效率的制度安排，会抑制人们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激发人们高效率地去建设生态环境。为什么会在生态治理中忽略掉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这一治理手段呢？这是因为，没有深刻的认识到，生态环境恶化与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认识到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本文把制度与生态环境恶化和建设联系起来，通过生态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制度安排之间相互关系的分析，认为生态环境问题根本上是由于人类的集体非理性行为而造成，因此进行制度性的变革和强化制度安排可以摆脱集体非理性的局面，保证集体行动的合理化和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最终实现生态环境治理的可持续发展。由于我国生态环境的主要问题是荒漠化，尤其是因为草原退化引起的沙漠化现象最为严重，所以本文以草原生态破坏和治理为分析对象，具有现实意义。　　在认识生态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上，本文选取鄂尔多斯地区生态恶化为分析案例，采用了历史分析和实证分析的方法，得出生态恶化与人的不适当行为有关，而不适当的行为又是由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所致的结论。找到了生态恶化的原因，在生态建设方面就应注重制度安排。对现阶段草原生态治理表现出的政府主导型生态治理进行了详细分析，得出其治理成本高并不具有可持续性的结论，提出发展民间主导型治理模式，政府转变职能应由供给财物转变为供给有效的制度。本文的新颖之处在于从历史的角度寻找生态恶化的根源，深刻认识问题，以史为鉴。立足于现实的生态治理，提出了合理恰当的具有可持续性的制度安排，本文吸取了西方新制度经济学思想内容，运用了制度分析法，成本—效益分析法和历史分析法。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各部分的内容简要如下:　　第一部分为引言。首先说明了生态建设需要社会科学方面的制度安排手段来治理生态问题。其次，较为详细阐述了是因为人的不恰当行为导致生态恶化，所以需要制度安排来规范人的行为。从人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物质能量相互交换的角度分析了人的行为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再次，阐述高效的制度安排可以抑制人对自然破坏的行为，然而现实中的制度安排总有缺陷，所以有效的制度安排是生态建设的重要内容。最后简要阐述本文的分析内容。　　第二部分为国内外文献综述。把经济学理论与生态建设和保护政策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是经济学界近二十年来才出现的。分析这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生态建设很有借鉴意义。国外的分析研究主要体现了两个分析方法，一个是以庇古为代表的福利经济学，主张通过征税来解决生态环境外部性问题。另一个是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范式和框架下，用产权、外部性、公共选择、契约等分析工具，来研究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政策。我国国内尽管也对这一领域进行了研究，但是属于刚刚起步，还是有很大的研究空间。　　第三部分为研究方法和逻辑思路。运用制度分析法、历史分析法、成本—收益分析法。论文的逻辑思路主要是围绕生态环境恶化—人类行为—制度安排之间的关系来进行的。　　第四部分为对生态环境恶化与制度安排的历史考察，这是本文的重要内容。以鄂尔多斯地区生态环境为分析对象。首先叙述了鄂尔多斯沙漠化变迁的历史过程。秦朝以前这个地区有着良好的生态环境，可是从秦朝之后沙漠就开始出现了，经历了秦朝、唐朝、清朝和新中国建国后的四次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开垦，形成了今天鄂尔多斯两大沙漠库布其沙漠和毛乌素沙漠，给该地区的农业生产，人们生活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危害。其次，用制度分析法就这个历史形成的荒漠化过程进行了定性分析。最后进行定量分析，对鄂尔多斯生态恶化的原因做了简单的回归分析。　　第五部分为对北方地区生态建设与制度安排的现实考察。以草原生态建设为分析对象，详细阐述了目前以政府为主导型生态治理模式的四种方式，分析了该治理模式的局限性，得出了该模式治理成本高于收益，不具有可持续性的结论。这种治理模式本身就是不合理制度安排的结果。　　第六部分为实现生态治理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根据第五部分分析的结论，提出转变生态治理模式，发展民间主导型治理模式的对策建议。阐述了民间主导型治理模式的三种方式，但是要想激活这三种治理方式，保证它们能有效的实施，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是充分条件。于是从非正式制度安排和正式制度安排提出了发展对策。　　对生态环境与制度安排关系的研究在我国还是属于起步的阶段，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